晓卷 第十八章 (第1/2页)
第十八章股东尽变掌柜客江山只在自私中
定场诗
上古共治同天下，后世孤家一姓尊。
股东变作打工客，社稷翻为私院门。
国难吝财千万两，敌来屈膝几灵魂。
可怜自负聪明辈，一败江山不复存。
香烛残泪，青烟散尽。木昌森关于南明覆灭的剖析，已将那段历史肌理下最溃烂的病灶——永无休止的内斗、自毁长城般的倾轧——血淋淋地剜出，摊在冰冷的现实天光之下。偏堂内，那“人祸”二字，比“天灾”、“法弊”更沉重，更荒谬，更令人胸臆难平。它指向的不是不可抗的劫数，而是人心深处主动选择的堕落与背叛。
木守玄静立，沉默如古井。儿子的声音，幼嫩却如金石，在他心中凿开一层又一层疑惑的坚冰。南明的荒唐，是病发时的呕血与癫狂，是最后的疯狂。可那让一个庞大帝国从骨髓里坏死，从“君臣共治，同御外侮”沦落到“国难当头，犹自操戈”的、更古老、更顽固、更深植于制度与人心的绝症，究竟根源何在？那让无数饱读诗书、自诩精英的士大夫，在最后关头选择背过身去，甚至为敌前驱的，究竟是什么？
木昌森的目光，似乎穿透了这祠堂的梁柱，投向了更为幽邃的历史长河深处。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洞穿千年的寒意，那寒意并非来自稚子，而像是历史本身在陈述：
“前论明亡，说的是天时、法度、粮脉、人心交织的劫数，虽积重难返，尚可归咎于百年痼疾。再论南明，说的是手握天牌却自毁长城，是触目惊心的人祸。然而，爹爹，此二者终究是症候，是病象，是那个垂死巨人踉跄跌倒、最终咽气的最后姿态。”
他略作停顿，让那沉重的静默在父子间蔓延，然后，一字一句，叩问那历史的死结：
“我们若不止步于哀叹其‘如何’倒下，而要追问它‘为何’从一开始就气血两虚、为何在需要聚力时却从心脏崩解，便须静下心来，拨开那党争、猜忌、短视、背叛的重重迷雾，直问一句最根本的话——”
“为何，同样是华夏天下，同样是夷狄叩关、兵临城下，宋之前与宋明之后，会是云泥之别的两番景象？”
“为何五胡乱华，中原陆沉，衣冠南渡，尚有祖逖击楫中流，有刘琨孤守晋阳，有无数世家大族举族南迁，保文化血脉于不坠？为何南北朝对峙，虽有名臣猛将各为其主，却罕见顶尖的宰辅、名将、文宗、士族领袖，主动投靠鲜卑、羯、氐、羌，并为之尽心谋划，以倾覆故国为能事？即便有侯景、有刘豫，亦被视作豺狼，为天下共弃。”
“为何到了明末，内阁大学士可降（如李建泰、魏藻德）、督师经略可降（如洪承畴）、边关大将可降（如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乃至宗室亲王（如朱由棷）亦能靦颜事虏？为何剃发易服，这攸关华夷大防、衣冠体统的生死线，在江南竟能推行得下去？那些平日里高谈‘夷夏之防’、‘气节重于泰山’的东林君子、复社名流，何以在清军兵锋下，跪得那般顺滑，剃得那般干脆，仿佛昨日之誓，皆是梦呓？”
“为何那些与朱明王朝血肉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皇亲国戚、世袭勋贵、部院重臣，在社稷存亡的最后关头，宁可抱着金山银山一同坠入深渊，也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他们是真的蠢到看不见‘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还是心中早已有了别的盘算？”
木昌森的目光，清澈而锐利，如同淬火的针，刺向那千年痼疾的核心：
“这一切悖逆人伦常理、令后世扼腕不解的答案，不在那玄虚的‘天命靡常’，亦不在那模糊的‘气数已尽’。而在两千年帝制演进之中，那套维系天下人心的根本契约，早已被悄然篡改、侵蚀、直至彻底撕毁。在于那支撑文明大厦的梁柱，其内核已被蛀空，外表虽仍堂皇，实则一触即溃。”
“大明之亡，南明之灭，刨开所有浮于表面的枝叶，其最深层、最顽固、也最致命的病根，只在两条根本之变，两条相互缠绕、互为因果的毒藤。”
他缓缓抬起右手，食指与中指并立，如判决之剑：
“其一，是天下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的千年蜕变：从‘共治天下’的‘股东合伙制’，彻底沦落为‘一姓私天下’的‘皇帝独资雇佣制’。”
“其二，是作为社会精英与中坚的士大夫阶层，其精神脊梁与责任担当的彻底沦丧：从‘家国股东’的主人翁意识，堕落为‘精致利己的掌柜’心态，乃至在最后关头，沦为毫无底线的‘投机帮闲’与‘无耻贰臣’。”
“先说这第一条，‘天下’归属之变，亦是人心所向之变的根基。”
木昌森的语调变得悠长，仿佛在展开一幅浩瀚的历史画卷：
“自先秦封建，诸侯裂土，经两汉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至魏晋南北朝之‘王与马，共天下’，乃至隋唐之关陇集团、山东士族、江南华胄与皇权共舞……华夏之天下，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家一姓能够独占的私产。那是一种基于复杂实力平衡与默契的‘共治格局’。”
“皇帝，是‘共主’，是名义上最大的‘董事长’，是天下秩序的象征与裁决者。而盘踞地方、拥有土地、人口、部曲、知识（家学传承）、声望，乃至私人武装的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功勋集团、将门世家，则是大小不等的‘股东’。他们与皇权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契约：皇权承认并保障他们的利益与地位，他们则向皇权效忠，提供治理所需的人才、物资与武力支持。天下，是皇帝与这些‘股东’们共同经营的‘产业’。一荣未必完全俱荣，但一损，则这些‘股东’的核心利益必将首当其冲。”
“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前途与安全，深深植根于其郡望、宗族、门第、世代积累的乡里影响力与武装实力。王朝（国）的存续，意味着既有秩序、文化特权、经济利益的稳定与传承；王朝（国）的覆灭，尤其被异族倾覆，则意味着原有的游戏规则被彻底打破，熟悉的保护伞消失，家族可能面临清洗、掠夺、文化灭绝，数百年积累的财富、声望、知识传承，可能瞬间化为乌有。五胡乱华时，为何中原士族不惜举族南迁，历尽艰险也要保住衣冠？因为对他们而言，保晋室，便是保自身门第，保华夏文明，便是保自家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不是简单的忠君，这是最根本的生存自卫，是最朴素的利益计算。”
“因此，在那个‘股东合伙’的时代，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外部入侵者（如匈奴、鲜卑、突厥），整个精英阶层有着共同御侮的强大内在动力。投靠外敌，意味着背叛自己的‘股东’身份，毁掉自己在‘公司’里的股份，去给一个陌生的、文化迥异的、可能视你为工具的强盗当奴仆，是风险极高、收益极不确定的愚蠢行为。所以，纵然内部争斗不休，面对真正的‘外人’来抢夺‘家业’，‘股东’们往往能暂时搁置争议，一致对外。这无关品德高下，实乃利害使然。”
木昌森话锋陡然下沉，如同从开阔的平原踏入幽深曲折的峡谷：
“可这一切，自宋代开始，发生了静默而彻底的根本性扭转。及至大明，太祖朱元璋以其草根皇帝特有的、对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力量都充满猜忌的、近乎偏执的掌控欲，将这种扭转推向了历史的极端。”
“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崇文抑武’国策彻底瓦解将门世家，到以科举制近乎完全取代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打破门阀对上升通道的垄断，再到朱元璋废除丞相，屠戮功臣，将宗室当猪圈养，以严刑峻法和厂卫特务体系监控天下，迁徙富户，打击豪强……历代帝王，尤其是得国不正或出身草莽的强势之君，其终极目标空前清晰且一致：削平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山头’，将一切权力，尽可能收归皇帝一人之手。世家被打散，豪强被压制，武将地位一落千丈，文官成为皇权延伸的、可随意替换的治理工具。君臣之间那点微薄的‘共治’契约感、伙伴感，荡然无存。”
“天下格局，由此发生了质的剧变：从‘大东家（皇帝）带领一群有实力、有根基的小东家（世家、豪强、将门）合伙经营’，彻底、干净地演变为——一个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孤家寡人的‘唯一东家’（皇帝），雇佣一群无根无基、仰其鼻息、随时可替换的‘职业经理人’（文官）和‘安保队长’（武将），来打理他一个人的无限公司。”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在此时，才被赋予了最冷酷、最彻底的含义。江山是朱家一姓的私产，社稷是皇家的私业。兴，是朱家一人一姓之福；亡，是朱家一人一姓之祸。与尔等‘打工的’何干？你们不过是领一份俸禄，干一份差事罢了。东家换了，只要新东家还用得着你这门手艺，你换个招牌，照样干活领钱。”
“久而久之，一种深入骨髓的潜意识和行为逻辑，在天下精英心中生根发芽：这江山社稷，是老板朱家的，不是我们这些伙计的。老板生意兴隆，我们或许能多分点赏钱，混个管事；老板家业败了，我们卷铺盖走人，换个东家便是。何必为了老板的家产，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共治之天下，人人有股，外敌来抢，便是抢我们共同的产业，故能迸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血性与凝聚力。一姓之私天下，人人打工，东家有难，伙计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钱、自己的退路，甚至琢磨着如何从将倾的大厦里，多捞些好处。这便是明末人心涣散、无人愿为这个王朝真心效死力的第一根源，也是最深层的制度性根源。非是人心一夜变坏，而是游戏规则早已变更，‘股东’变成了‘打工仔’，谁还会为老板的家族企业拼死拼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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