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卷 第十八章 (第2/2页)

木守玄听到此处，只觉一股寒意自脊椎升起，直冲天灵盖。这比喻何等直白，又何等诛心！它将“忠君爱国”那层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狠狠撕下，露出了其下冰冷残酷的利益逻辑与雇佣关系。然而，他无法反驳，因为那血淋淋的历史结局，那满朝文武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在印证这冷酷的法则。原来，道德的崩塌，其根基早在制度的演变中就已松动。
　　
　　“然而，”木昌森的声音陡然转厉，如同冰层下的暗流，带着更刺骨的寒意，“如果说这‘天下为私’的结构之变，是埋下了人性堕落的土壤，让‘股东精神’消亡，‘打工心态’滋生。那么，明末那些自诩为天下精英、读圣贤书、食朝廷禄的士大夫们，其自身膨胀到极致的‘精致利己主义’与‘令人发指的短视愚蠢’，则是在这片盐碱地上，盛开的最为妖异、也最为致命的毒花。他们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也是蘸满了毒液的稻草。”
　　
　　“崇祯末年，天灾人祸并至，流寇建虏交侵，国库耗竭，九边饥军，京师已成狂风中之危烛。崇祯皇帝，这位素来刚愎自负、多疑刻薄的君主，在帝国最后的时刻，终于抛下了那‘孤家寡人’的可怜尊严，不再是他那‘独资公司’说一不二的老板，而是像一个破产在即、走投无路的东家，对着他高薪聘请的‘掌柜’、‘账房’、‘护院’们，作揖打躬，痛哭流涕，近乎哀求，希望这些皇亲国戚、勋贵大臣、部院高官，能看在往日情分、看在自身长远利益的份上，拿出些私房钱，助饷救国，好歹把这‘买卖’撑下去。”
　　
　　木昌森描绘着那幅极具讽刺与悲哀的画面，语气却平静得可怕：
　　
　　“那是怎样一幅荒诞而心酸的景象？一国之君，不再是口含天宪，而是近乎卑微地，求着他的雇员们，掏钱出来，救一救这个大家（其实只是他朱家）马上就要关张的‘铺子’。煌煌庙堂，成了讨债与哭穷的市井。何其悲哀！何其荒谬！”
　　
　　“结果呢？”他自问自答，每个字都像淬火的钉子，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满朝朱紫，竟相哭穷！人人诉苦！文官们说家无余财，早已清贫如水，堪比海瑞；武将们说倾尽家资以养军，实在囊空如洗；那些世受国恩、与国同休的皇亲国戚、世袭公侯，更是摆出一副‘生计艰难’、‘入不敷出’、‘尚需朝廷接济’的无赖嘴脸。上至国丈周奎，下至六部堂官，哪一个不是良田千顷，哪一家不是窖藏金银？可他们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最终，在皇帝几乎要跪下的哀求中，这群帝国的顶级精英、既得利益者，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抠【】抠搜搜，凑出了区区二十万两银子。这点钱，还不够支付京城守军一月的欠饷！而彼时，李自成的大军，已能望见北京城墙的轮廓。”
　　
　　“他们是真的穷吗？”木昌森冷笑，那笑声在寂静的祠堂里回荡，格外刺耳，“不，他们富可敌国。李自成破城后，不再‘哀求’，而是‘拷掠’。刘宗敏的夹棍、烙铁，比皇帝的眼泪有用千万倍。往日那些道貌岸然、一毛不拔的老爷们，在皮开肉绽、筋断骨折的惨嚎中，纷纷吐出了真金白银。这一通酷刑，榨出了多少？整整超过七千万两白银！这还仅仅是北京一城，仅仅是这些权贵浮财的一部分，尚未计算田产、宅院、商铺等不动产。”
　　
　　“哀求所得：二十万两。拷掠所得：七千万两。”木昌森将这组数字缓缓吐出，其间的反差，已无需任何修饰，便将那极致的虚伪、自私与愚蠢，暴露在历史的聚光灯下，刺眼得让人无法直视。他接着，用更沉缓的语调，剖析那个最具代表性、也最令人齿冷的例子：
　　
　　“所有人中，谁最该、也最必须拼命保国？自然是与皇帝利益捆绑最深、一损俱损的皇亲国戚，尤其是当朝国丈，崇祯皇帝岳父，周皇后生父，太子慈烺的亲外祖父——嘉定伯周奎。”
　　
　　“于情，他是皇帝至亲，皇后之父，未来天子的外公，血脉相连，荣辱与共，可谓休戚最相关者。”
　　
　　“于理，他是外戚之首，天下表率，世受皇恩，理当毁家纾难，率先垂范，以安人心。”
　　
　　“于利，大明江山稳固一日，他周家便是顶级外戚，富贵无极，权势熏天，子孙世代永享特权。大明若亡，他作为首要皇亲、帝国象征之一，必是流寇、清军首要清算对象，倾巢之下，绝无完卵！家财、性命、家族，顷刻间便是灭顶之灾！”
　　
　　“无论从亲情、道义还是最冷酷的利益算计，周奎都应该是那个砸锅卖铁、散尽家财也要支持女婿、保住外孙江山的第一人。保住大明，就是保住他周家的一切。”
　　
　　“可这位国丈大人的所作所为，堪称将‘愚蠢到极致的自私’演绎得淋漓尽致，足以成为千古笑柄，亦足为万世警钟。”
　　
　　木昌森详细复述了那个著名的、令人心寒齿冷的细节，语气平淡，却比最激烈的控诉更有力量：
　　
　　“深明大义又忧心如焚的周皇后，深知其父吝啬成性，又恐父亲行为不端贻羞天下，在国事艰难、内帑空虚之际，悄悄从自己那早已缩水无数倍的私房钱中，咬牙取出五千两银子，派人秘密送至国丈府。她哀求父亲，以此钱为引，对外宣称是周家捐献，以身为率，带动勋贵大臣，共纾国难，既全父亲名声，亦实救国于万一。一个深宫皇后，一个女儿，在此时能做到这一步，可谓用心良苦，仁至义尽，已将父女之情、家国大义做到了极致。”
　　
　　“可周奎是如何回报女儿这片苦心的？这位家资巨万、富甲京师的国丈，收到女儿这带着体温、带着最后绝望希望的五千两‘救命钱’、‘体面钱’后，竟然，从中克扣、贪墨了两千两，只将剩下的三千两，磨磨蹭蹭、心不甘情不愿地上交国库！”
　　
　　“国难当头，社稷将倾，女儿的救命钱、脸面钱，他都要雁过拔毛！江山将覆，外孙的天下、自家的根本，他都不肯出血相救！他难道真的蠢到以为，北京城破，他贪下的那两千两，他库房里堆积如山的金银，还能保得住？他周家满门老小，还能在新朝的刀下讨得活路？”
　　
　　“不，他不是想不到。他是自私贪婪到了骨髓里，短视愚蠢到了极致，一种病态的、疯狂的守财奴心态和侥幸投机心理，完全吞噬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理智、亲情和对危险最起码的判断力。他，以及当时朝廷上许多像他一样的顶级权贵，都陷入了一种可悲又可恨的集体妄想：天下兴亡，不过是皇帝轮流做。蒙古人来了，不也重用耶律楚材、刘秉忠？满清来了，想必也会如此。只要我有钱、有地位、有名望，给谁跪下不是跪？给谁磕头不是磕？换个老板，我或许还是国公，还是大学士，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
　　
　　“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高级打工仔思维’——东家破产倒闭，我换个东家，凭我的手艺（做官的本事）和本钱（家财），说不定还能谋个更好的职位——让他们在帝国生死存亡的关头，毫无底线，毫无气节，也毫无远见。他们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开口闭口仁义道德、忠君爱国，骨子里却只剩下了最极端、最精致的利己算计。他们只看得见眼前私库里闪烁的金银，看不见身后即将席卷而来的、足以焚毁一切的滔天巨浪；只算得清自己账簿上锱铢必较的出入，算不清王朝倾覆后那无可逃避的、灭门绝户、身死名裂、为天下笑的最终结局。”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那幅遗臭万年、足以让一切斯文扫地的历史众生相：”木昌森语带刻骨的讥讽，如刀如戟，剖开那些道貌岸然下的丑陋灵魂，“东林领袖、文坛宗伯、礼部尚书钱谦益，国破之日，其妾柳如是劝其殉国，共投湖水，他探手试水，曰：‘水太凉，不宜。’清军兵临南京城下，他率众跪迎，剃发易服，后竟有‘头皮痒甚’之谑谈。更有无数官员，昨日奏章中还在痛斥奸佞、以气节自许，今日便争先恐后起草降表，争做新朝开国之功臣；昨日诗文中还在哀叹故国、思念旧君，明日便鞍前马后，为异族主子征伐故国同袍效力。”
　　
　　“他们天真地以为，或者说自我欺骗地相信，投降之后，不过是换身官袍，换个主子磕头，高官厚禄依旧，锦衣玉食照常。却不知，等待他们的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律令，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淋漓鲜血，是圈地占房、掠夺为奴的家破人亡，是文字狱下动辄得咎、心惊胆战的朝不保夕，是身为‘武臣’、在青史丹书上永远洗刷不去的骂名，在灵魂深处永远无法安宁的拷问。他们用气节、用良知、用民族大义换来的，并非想象中的安稳富贵，而是千古骂名、家族衰败、以及精神上永久性的残废与奴化。”
　　
　　“聪明吗？算计了一生，占尽了便宜，钻营了一世。最终，算丢了自己的魂灵，算亡了家族的运数，也算断了华夏脊梁最后一口硬气。聪明反被聪明误，自私终被自私噬。这，便是天道好还，报应不爽。”
　　
　　祠堂内，最后一缕香烛的青烟也彻底消散在冰冷的空气中。月光更加清冷地泼洒进来，照亮香案上那一列列沉寂的牌位，也照亮木守玄脸上那复杂难言的神情——有彻骨的冰寒，有洞悉后的悲凉，更有一种幻灭后的清明。
　　
　　儿子的话语，如同最后一阵凛冽的朔风，将他心中关于旧朝最后一点温情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