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二章 民族血泪，正义史诗（下）（为一鹿向茜加更） (第1/2页)
汤姆·汉克斯扮演的拉贝在心中痛苦地悲鸣，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类能面对这样的泼天祸事镇定自若。
但他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和魏特琳连夜驱车前往日苯驻金陵总领事馆，作为美国和德国的国际代表出面，将草草写就的抗议书提交外交官福田笃泰。
后者对他们颇为礼遇，但只能表示外交部门对军部完全无法约束，请原谅。
拉贝和魏特琳心情沉重地地离开了。
时至今日，无论是日寇的硬刀子还是软刀子，似乎都已经不是纳粹党徽和国籍可以抗衡的了。
两人准备回到国际委员会再做商讨，韩湘林开车刚到门口，就见巩莉扮演的金女大的舍监程瑞芳急急忙忙地赶来。
“华小姐！华小姐！”
“瑞芳！金女大出什么事了？”
魏特琳听着她惊恐万状的呼喊心里一激灵，车还没停稳就跳了下来，踉跄了几步被程瑞芳扶住。
“日苯鬼子来了！是一个两百人的中队，要往学校里闯！”
拉贝从车上下来，面色阴沉：“明妮（魏特琳），你和程舍监坐湘林的车先赶回去，不要把事情闹大。”
“我现在就去日苯人的司令部，再。。。再寻他们的长官说说罢。”
德国人语气中的萧索叫观众们听得心下一沉。
所有人都知道，这两位善良的国际友人此刻经历的一切，和即将面对的一切，都何其残忍。
魏特琳在金女大的校长办公室见到了喝茶的鬼子中佐福田永助（冯远争饰），随行有翻译。
“你好，魏特琳女士，我是谷寿夫阁下领导的第六师团的后勤部长，福田永助。”
女校长没有好脸色给他：“有什么话你可以讲，但请你进入学校的一百多号人先滚出去！这里是难民营！”
福田永助哈哈大笑：“我和大日苯帝国其他粗鲁的军士不同，我是京都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学者。”
“我能安静地坐在这里同你喝茶、谈判，难道还不够有诚意吗？”
鬼子中佐的言语不疾不徐，皮肤白净，下颌无须，看起来确实同人厌鬼憎的乖张士兵有别。
魏特琳善良、坚强，但这位远渡而来的传教士还没有太多斗争的经验，试探道；“你要谈什么？”
“是这样。”福田永助轻叩桌面：“战争让有些人丧失了理智，我感到抱歉。”
“这主要是因为皇军在紫金山牺牲了很多弟兄，我们在沪上也死了太多人，大家都有情绪要发泄。”
这位京都大学的高材生声音沉稳有力：“在哲学上，这叫做集体暴力对个体人性的异化，把我们都变成了疯子，这很可悲不是吗？”
魏特琳不想理睬他的歪理邪说，她不认为那些在抢劫、强健时都秩序井然的鬼子士兵是发疯。
她强作镇定地看了看表，企图拿自己的国籍取得些谈判利益：“不要绕弯子了，我们美国人喜欢直来直去。”
“好。”福田永助也站起身：“直观而言，金陵城在我们的统治下在逐渐恢复秩序，如果想安抚我们的士兵，城内的娱乐业就要早日恢复。”
他的眼神像毒蛇吐信，看向魏特琳和程瑞芳：“你们金女大里，有很多妓女涌入，现在我要带走她们。”
程瑞芳没有太多文化，心直口快：“胡说！这里没有你讲的那种女人！”
“别误会，女士。”福田永助依旧彬彬有礼、不厌其烦地跟两人解释，这和一般的鬼子确实不大一样。
“我们会友好地请她们出来，颁发从业证明，就像在城里发的‘良民证’一样。”
“我们还会给她们发工资和口粮，一切都会像城破之前一样，井然有序。”
福田永助唱红脸，他背后一脸凶相的络腮胡子小队长唱白脸：“八嘎！不要再浪费皇军的时间，否则我们的弟兄就要自己搜查了！”
福田永助一派儒雅风度地下达最后通牒：“女士，这是命令，即便我想袒护你们，也不能违抗命令。”
“所以，接受吧。”
魏特琳顿时陷入了天人交战，缺乏斗争经验的她看向了程瑞芳，但后者只是一个不通文字的普通妇女，又哪里能做得了这种主。
女传教士心中的绥靖主义抬头，无奈道：“你们。。。你们怎么能分辨出谁做过那个行业？”
“还有，即便她们做过，只要不愿意去，你们不得强迫！”
这相当于默认了。
福田永助在心里哂笑，愚蠢的美国人，真的就这么信了自己。
只不过还不待他回答，金女大校园里就响起了凄厉的叫喊，把观影者吓了一跳。
冯远争饰演的鬼子后勤部长面色骤变：“我刚刚就讲过，你不要拖延时间。”
“现在我的士兵情绪无法控制，我也管不了了，我们走！”
程瑞芳突然反应过来，指着摔门而出的福田永助大骂：“华小姐，这帮畜生在调虎离山啊！”
台下的西方观众一片哗然。
福田永助的扮演者冯远争的表演太过优秀，他们天真地以为这位京都大学哲学系的后勤部长，会是个相对讲理、风度翩翩的战争清醒者。
直到这一刻，看着鬼子后勤部长赤裸裸的下三滥伎俩，都不禁脊背发凉，冷汗涔涔。
导演路宽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很荒诞的镜头——
用低机位去拍摄福田永助和小队长等人在走廊中离去的场景。
日军质地优良的军靴，在大理石地面蹬蹬作响。
像是一步步踩踏在他们的心脏上，同金女大里隐隐约约传来的嘶吼、哭喊形成辛辣的对比。
柏林电影宫里的观影者们坐在舒适柔软的座椅上，却似乎是被踩着的侵略者皮靴下的乱世人。
银幕上军靴声渐小，画外音传来小队长的疑惑：“阁下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弯？”
冯远争轻笑了一声，悠悠道：“战争，终有一天要结束的，我们都要回家。”
“如果有一天，我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亚子和千代问起战争的真相，我可以告诉她们。”
“你们的父亲在战争中，很优雅，很体面。”
镜头猛得上移，给到哲学系高材生福田永助的儒雅面庞，穿着风衣潇洒地上了军车。
仿佛正发生在金女大校园里可怖的施暴，与他无关。
很突兀地，配合着福田永助的离去，电影背景音中响起坂本龙一的《EnergyFlow》。
这段日苯国宝级作曲家的治愈系代表作品，舒缓平和的旋律与福田永助“优雅体面”的自我标榜形成声画对位。
当舒缓的钢琴音符流淌时，画面却是他指使的鬼子手下，在金女大校园里的奸淫掳掠的暴行。
这种极致的反差，叫屏幕前的所有人都看得毛骨悚然，又咬牙切齿。
银幕上凸显一段字幕：
福田永助，原日苯宪兵队长，被指控参与屠杀及组织奸淫平民，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于1947年6月被释放。
“艹你妈的小鬼子！”一声清脆的国骂，来自《中国电影报道》的现场记者。
却代表了现场所有华人的心声。
而对西方观众来说呢？
自他们从魏特琳的视角来看冯远争扮演的鬼子军官福田永助起，一直到被压抑的军靴视角践踏，再到听到这番诛心的言论。
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这一瞬间，这些西方观众眼前浮现出一个个熟悉的日苯友人身影——
总是西装革履，九十度鞠躬双手递上名片；
温文尔雅，茶室中的茶道表演行云流水；
就连吵架红脸都会边道歉边沟通，批评意见都要用“或许可以再斟酌”这样的敬语来包装。
这些温和、优雅的身影和形象，同此时银幕画面中同样外表和风度的冯远争化为一体。。。
西方观众们不禁在心中发问，哪一张，才是他们真正的面孔？
台下王小帅、杜琪峰等华语电影人，再一次拍案叫绝！
这一幕的叙事层层递进，在冯远争这个角色身上达到了融合和极致。
有组织地烧杀抢掠，是体现鬼子纯粹的穷凶极恶和丧尽天良；
拉贝被蒙骗成为刽子手的帮凶，魏特琳因为绥靖主义被调虎离山，是体现鬼子的奸诈狡猾。
而这些所有的人性之恶，在这一段冯远争扮演的福田永助身上被完美地包装，再一次蒙骗了现场的西方观众。
当这位京都大学哲学系高材生那温情、儒雅、高知的面纱被戳破，所有人才看清这些畜生，包藏在光鲜外表下的真正祸心！
特别是福田永助最后和小队长的对话，更加引人深思。
不乏对日苯人具有好感的西方观众，在脑海中萌生这一个割裂画面：
一面是福田永助哼着家乡凤冈县的童谣，一脸慈爱地哄自己的双胞胎女儿睡觉；
一边是他踩着硬质的军靴，命令自己的手下、或者亲自去拿刺刀剖开中国孕妇的肚腹。。。
这段极其简洁、有力、高效的电影叙事，再一次令西方观众深深地叩问！
究竟哪一张脸，才是他们真正的面孔？
台下的马丁因为喜欢黑泽明，很早以前就拜读过《菊与刀》，也算比较了解日苯这个民族。
虽然好友路宽在电影里讲的是战犯人性中极致的丑与恶，但以他的艺术造诣，还是能从镜头语言和叙事节奏上，品味出这位华人导演更多的用意。
什么用意？
让沾血的武士刀与案头插花同框，让京都方言的优雅发音与拷问惨叫交织。
将这种将日苯传统文化符号与暴行并置，彻底撕碎《菊与刀》的虚伪平衡。
当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典籍焚起业火，火光映照着墙上日苯军官“和敬清寂”的书法条幅，形成对所谓的日苯美学最辛辣的解构。
果不其然，在冯远争饰演的福田潇洒离去后，镜头推进，给到沦陷的金女大。
鬼子们踹开每间寝室的门，把尖叫的女大拖到走廊排成长队，用麻绳捆住站成一排。
刺刀划开破旧的学生装，纽扣崩落在地，与隔壁琴房被砸烂的钢琴低音键共鸣。
《女诫》典籍撕碎铺地，惨叫的可怜人被按在散落的书页上施暴。
墨迹与血渍在宣纸上洇出诡异的梅花纹样，而墙上的“礼义廉耻”匾额正被刺刀劈成柴薪。
凡此种种，不忍卒睹。
魏特琳和程瑞芳拼死同鬼子拉扯抵抗，她们两人身形都高大些，魏特琳把自己的美国护照放在胸前，声泪俱下地嘶吼：
“滚！滚出去！这里是安全区！”
鬼子的暴行接近尾声，他们虽然不敢枪杀魏特琳，但临走前总要恶狠狠地甩几个耳光的。
军车轰隆隆地驶离，伴着贼寇的狞笑在风中游荡，夜幕下殊为可怖。
魏特琳跪倒在金女大礼拜堂的台阶前，十指深深抠进青石板的缝隙，指甲断裂渗出的血珠与台阶上未干的血迹交融。
镜头中，摩尔扮演的传教士魏特琳，仰头望向漆黑的“历史的天空”。
那本该是上帝俯视人间的窗口，此刻却如同被泼洒了浓墨的穹顶，连一颗星辰都不肯显现。
“主啊，这就是您允诺的慈爱吗？”
她嘶哑的质问，混着血腥气飘散在风中。
魏特琳一阵筛糠似得痛哭，十字架项链在胸前剧烈晃动。
勒出的红痕，像极了走廊里那些被吊死的女学生脖颈上的勒痕。
看着基督徒魏特琳信仰的动摇，台下的熟悉路宽的导演和演员，不免想起一年多以前，他在北美参加《拉里金现场》时的场景。
拉里金问了一个绝大多数西方人都会问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
路宽答：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自己的浩瀚历史。
看看眼前无助涕泗横流，嘴角溢血的传教士魏特琳，又想到中国的英勇将士们在二战的东方战场将日寇驱逐。
若有所思的观众们这才有些明悟。
这片历史的天空，从来不曾垂怜弱者，中国人也永远不会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鬼神上。
唯有凡人举起火把，才能照亮黑暗中的血泪之路。
魏特琳迅速收拾了心情，和程瑞芳一起组织伤员的救治，用板车将奄奄一息的学生和难民们送到鼓楼医院去抢救。
镜头切换，来到三线叙事的另一位配角拉贝，他和魏特琳会在鼓楼医院相遇。
拉贝刚刚回到小粉桥一号的别墅门口，巷子里就跑来求助的难民，声泪俱下地哭诉：“拉贝先生，我妻子被日军捉住了，请您救救他吧！”
“带路！”刚被司令部拒之门外的拉贝来不及回家，和韩湘林一起跟着难民往巷子深处跑。
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男子的妻子已经惨遭强健。
妇人露出青紫的皮肤，手指在墙面上抠出血痕，因为不遗余力的反抗，她右半边头皮被军刀削去，裸露的头骨在煤油灯下泛着森白的光。
丈夫绝望地大吼，摒弃了心中的恐惧和怯弱，疯狂地扑上前去，被另一个刚穿好裤子的鬼刺了个对穿，当即身亡。
拉贝看得目眦尽裂，他从进门开始甚至连一句话都还没讲，就看着两个中国人惨死在自己面前。
柏林电影宫里已经陷入了很久的死寂，随即是此起彼伏的抽泣和压抑的呜咽。
马丁·斯科塞斯的金丝眼镜滑到鼻尖，镜片上倒映着男子被刺刀钉在墙上的画面。
他无意识地去扶，却摸到自己满脸冰凉的泪水。
从金陵陷落，长江血月开始的这个插叙历史记述，给观影者带来的精神刺激太大。
可这一段，却是导演路宽不得不写、不得不拍、不得不放的。
这是真实的历史，也是继揭开日寇奸诈狡猾的本质后，对他们无底线的兽性的呈现。
两个鬼子士兵不敢对拉贝如何，互相勾肩搭背狞笑着走远。
“她好像还活着！”韩湘林发现血泊中的妇女似乎还有一口气，不等拉贝吩咐，就径直抱起赶往车边。
二人将妇女送达同处于安全区的鼓楼医院，还没等急救医生威尔逊着手施救，她就咽了气。
拉贝已经麻木了。
他行尸走肉般地跟着威尔逊去看其他难民营送来的伤员，突然发现金陵神学院的牧师马吉也在，似乎背对着他们在操作着什么。
“马吉？你在做什么？”
牧师马吉回头，直面镜头。
观众们都认出来这是邵子平联系并征集证据的的大卫·马吉的父亲，约翰·马吉。
又一位能够证实大屠杀罪行的历史人物出现了。
神情凝重的马吉牧师拿着一个16毫米的家用摄像机，正对着每个床的死者、伤者拍照：
“我要把他们记录下来，日军不允许我们拍照，就是怕他们的暴行被世界知道。”
“我们要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向外界控诉他们的残忍暴虐！”
金陵红十字会会长许传音推门而入，看见以往总是把头发梳地一丝不苟的拉贝、此刻凌乱憔悴的面容先是一愣。
随即急切道：“拉贝先生，马吉牧师，新路口有一家被鬼子杀害，两个孩子被埋在废墟下面。”
“我回来找人帮忙，你跟我去摄像留下证据吧。”
拉贝拉着马吉就往外奔：“走，坐我的车去，湘林，再叫些人！”
“是！”
新路口不是后世的新街口，确切位置在现在的金陵中华门东侧。
这一区域在1937年属于金陵城墙内的居民区，靠近中华门瓮城，是日军入城后实施暴行的重点区域之一。
拉贝的汽车急刹在中华门东侧的废墟前，浓烟正从炸塌的民房梁柱间渗出。
马吉的摄像机刚开机就剧烈晃动，他被眼前的惨烈惊呆了，几乎拿不住摄像机。
镜头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被压在断裂的屋梁下，左腿呈诡异角度扭曲。
他身旁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女孩，手里还攥着小块沾满砖灰的米糕，那是灾难降临前最后的甜蜜。
见有人过来，男孩豆大的泪珠混着额头的血水滚落，眼睛里写满了惊恐。
红十字会长许传音痛苦万分地蹲下身子，用自己的外套给寒冬中的小男孩披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来救你的。”
小男孩将信将疑地看了眼拉贝、马吉等洋人，还是选择伸长手臂指向身旁，却让压着的木梁又陷深几分，疼得小脸煞白。
“救我妹妹！”
“她怎么了？”
“那些人拿刺刀戳她，求你们救救她吧！”
许传音温声道：“好，好，放心孩子，没事的。”
他在寒风中忍不住掉下泪来，引得现场观众的抽泣声也越发地大了。
马吉仍旧颤抖着手摄像留证，韩湘林按照拉贝的吩咐叫人过来帮忙，后车在巷口等鬼子离开才敢开进来。
这会儿大家都一拥而上，将断壁残垣下的兄妹救出，紧赶慢赶回到鼓楼医院。
拉贝和魏特琳在门前相遇，后者听说连孩子都惨遭毒手，又是一阵精神恍惚。
西方观众们看到摩尔扮演的魏特琳，习惯性地想在胸前划十字又戛然而止的模样，心里都是五味杂陈。
这是前面魏特琳跪地祷告无果后，第二次暗喻她信仰动摇的细节了。
王小帅在心里暗暗思忖，这应该是导演路宽继通过苏珊，对西方社会的傲慢与偏见的批判之后，又一个关于信仰话题的驳斥。
马丁·斯科塞斯自然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他被称为“电影社会学家”，对好友路宽的这些讽喻一看便知。
事实上，在奥斯维辛等残酷惨烈的二战灾难之后，西方社会的信仰也是经历了很大动荡的。
奥斯维辛的神学家幸存者西奥多阿多诺直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上帝是不存在的。
包括1966年的《时代》周刊封面以“上帝死了吗？”为题，总结战后神学思潮，引发了全民辩论。
鼓楼医院的急救室塞满了人，刚刚救回来的男孩被送进了手术室，必须要截肢才能存活。
小女孩伤势相对较轻，威尔逊掀开她的薄薄的衣衫下摆开始救治，三道触目惊心的刀伤已经开始结疤。
现场只有许传音是中国面孔，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女孩被冷汗浸透的额头。
女孩约莫八九岁，瘦小的身躯裹在染血的粗布衣衫里，枯黄的发丝黏在苍白如纸的脸颊上，一双本该清澈的大眼睛里布满血丝，瞳孔剧烈收缩着，仿佛还倒映着那场人间炼狱。
“小囡，你家里发生了什么，能跟我们讲讲吗？”
牧师马吉把摄影机开机，凑近了些想要拍摄，床上小女孩的身体突然剧烈扭动。
“不要杀我！不要！”
女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瘦弱的身躯像受惊的小兽般蜷缩成一团。
她疯狂挥舞着双臂，指甲在许传音的手背上抓出道道血痕，却仍死死盯着那个“枪口”，浑身战栗如筛糠。
银幕上的魏特琳和台下的观影者们一起放声痛哭起来，她冲过去抱住了女孩，拿带着口音的汉语耐心地安抚她。
这位华小姐跪坐在染血的床榻边，将女孩颤抖的小手轻轻拢在自己掌心，又掏出一块桂花糖撕开塞进她的嘴里。
也许是嘴里的甜叫她放松了警惕，也许是在这个胖胖的阿姨怀里给了她安全感，小女孩开始讲述几乎被日寇灭门的遭遇。
“我。。。我叫夏淑琴。”
“中午有人敲门，爸爸去开门，一看是日苯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开枪打死。。。”
镜头给到牧师约翰·马吉的手持摄影机，在他的镜头里，小女孩夏淑琴的哭诉慢慢定格。
已经被此前几个绝妙转场征服的观众们驾轻就熟，看着刚刚病床上的女孩，变成了眼前六十多岁的老人。
刘伊妃扮演的张纯如就坐在她的身边，拿着笔记本艰难地记录着。
至此，王小帅算是读懂了导演路宽的叙事节奏。
从长江上的血日开始，在这一整个讲述真实“大屠杀历史”的长段剧情中，他先是着重描绘了日军的残忍、暴虐、狡诈、伪装。
再通过各种递进的电影叙事，把鬼子的形象和历史场景钉在观众脑海里的同时，通过这样一个转场，来证明叙事的真实性。
通过张纯如采访的真实幸存者，通过约翰·马吉记录的真实影像资料。
大银幕上夏淑琴老人掀起自己的衣襟，露出的三道一模一样的刀疤，和吉镜头中的老照片如出一辙。
历史，不容否认，不容诋毁。
这是本片最大的叙事和拍摄目的之一。
大银幕上，刘伊妃饰演的张纯如与夏淑琴老人相对而坐。
老人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掀起藏青色棉布衬衫，露出腰间三道泛白的疤痕。
那疤痕如同干涸的河床，在苍老的皮肤上蜿蜒出1937年的血色记忆。
夏淑琴老人嘶哑着声音讲述：“我家住在中华门的新路口。”
“那天中午，大概有三十多个日苯兵冲到我家来，我父亲求饶不成被枪杀。”
“我母亲姓聂，她还在给怀里一岁的妹妹喂奶，顾不得管我们，躲到了桌子底下。”
“日苯兵把她拖出来，妹妹被活生生地摔死。”
“我母亲被轮健后刺死，外祖父聂佐成、外祖母聂周氏为保护16岁的大姐夏淑芳和14岁的二姐夏淑兰，被日军枪杀。”
“两位姐姐同母亲一样罹难，死前还被插上了木棍。。。”
夏淑琴讲到这里已经有些麻木，断断续续地交待完了一家九口最后的命运。
即便已经在法庭、记者、学者面前无数次重复这段血色回忆，夏淑琴老人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大银幕上的刘伊妃，和大银幕下的刘伊妃，同时泪崩。
电影的戏剧张力和情绪铺垫在这一刻达到极致，哭泣声从不同角落涌上来，像冬夜的潮水漫过沙滩。
整个柏林电影宫内化作一片泪海。
镜头推进，给到张纯如的扮演者刘伊妃特写。
她并未夸张地放声痛哭，而是先有一个细微的吞咽动作，喉头轻轻滚动，仿佛在强忍翻涌的情绪。
当老人讲述妹妹被摔死的瞬间，刘伊妃的左手无意识地攥紧了笔记本边缘，指节发白却保持稳定。
右手则悬在半空，呈现出想要安抚又不敢贸然触碰的克制。
最动人的是声音的处理。
在老人哽咽停顿时，刘伊妃用几乎气声的语调问出“后来呢？”，这三个字的尾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既推动叙事又饱含共情。
这种表演不靠煽情，而是通过呼吸节奏、微表情和恰如其分的沉默，让观众看到一位学者如何用专业态度承载历史之重。
克制而又细腻。
在场的专业导演、演员，评审会成员们都微微颔首，惊叹于这位年轻的华人女星，在这一段中的演技卓绝。
他们想到了张漫玉。
张纯如和杨夏明、段月萍等人从夏淑琴家离开了。
一连几天，张纯如、杨夏明、段月萍等人走访完了剩余的幸存者，获取了大量一手采访资料、照片、录音。
这些都是她的有力武器。
西苑宾馆的会议室中，几位教授正和张纯如密切配合，整理采访资料和图书馆资料。
因为张纯如听不懂金陵方言，便由本地人杨夏明教授先翻译成英语，她再记录到电脑上。
会议室的吊扇呼哧带喘，吱呀吱呀的牙酸声叫人听得烦躁。
张纯如全神贯注地敲击键盘，突然在一段惨不忍睹的口述中停滞。
她走到窗边，解开一颗衬衫上的纽扣，大口地呼吸着窗外雨后的新鲜空气。
此刻的刘伊妃贡献了她体验生活时的真实感受——
那时的她，和历史上的张纯如一样，都被这些残忍血腥的历史压得快要窒息。
舒缓了一阵，张纯如定了定心神，突然转头对杨夏明等人道：“各位教授，我想等这本书写完，就去读法律，请你们在国内支持我。”
“我将来要代表幸存者们同日苯政府打官司，替他们争取应得的赔偿。”
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生在美国的中国姑娘，不知道她怎么突然冒出这句话。
这一段，是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女儿自传里的叙述——
华裔女作家想起走访的这些幸存者们家徒四壁、艰难度日的悲惨，不由得神情悲愤：
“这不公平！那些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至今仍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而幸存者们却在贫困和伤痛中挣扎。”
“日苯政府只需拿出他们军费预算的零头，就足以抚平这些伤痕，总得有人为正义发声！”
杨夏明叹气：“他们至今都没有为此大屠杀正式道歉过，更不要提赔偿了。”
“纯如，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这件事的确太困难，右翼都是一群没底线的疯子，你要当心。”
张纯如的眼神清澈明亮：“国内放弃了赔偿，西方人也漠不关心，那就只有我们这些身体里淌血同宗血脉的华人来做。”
“我是美国籍，国籍就是我的保护色，那些丑陋的右翼不敢拿我怎么样。”
一个过肩的特写给到站在窗边的张纯如。
银幕前的各国观众都从扮演者刘伊妃身上明显地察觉出，此刻的她就像一柄淬火的利刃，带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刺破历史的迷雾。
王小帅、杜琪峰等华人导演都不禁坐直了身体，他们知道人物性格和心态的下一个蜕变到来了。
这是电影叙事语言暗含的线索与脉络：
幼年时在爷爷怀里，阁楼窗外一束光在云层后将破未破；
耶鲁大学图书馆中，那束光冲破了哥特式图书馆的穹顶，却仍旧微弱。
再次出现在镜头中的张纯如和西苑宾馆会议室的窗前——
雨后的云层被阳光撕开一道裂缝，金色的光束如利剑般斜插进室内，将张纯如的侧脸分割成明暗交错的剖面。
这束光比耶鲁图书馆时更为强烈，却又不同于童年阁楼里那种朦胧的期待。
它带着穿透历史迷雾的锐利，在会议室的木质桌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仿佛散落的史料碎片终于被串联成篇。
张纯如结束了在金陵的采访回国，她开始一边搜寻更多的资料，一边撰写大纲。
匆匆回家跟父母、丈夫见面后，张纯如一刻也不停地前往莱茵镇的邵子平住处。
“我从金陵图书馆复印的资料中，发现了德国政府发往金陵的外交照会，曾多次要求拉贝回国。”
“但是拉贝最后的结局，好像从没有人再提及过，你了解吗？”
邵子平听得一愣，拉贝的大名所有人都知道。
特别是约翰·马吉的儿子提供的胶卷和影像资料里，有相当多他的镜头。
“我听马吉讲，拉贝回国前，曾经承诺一定会将真相向戈林和希特勒汇报，但之后一直杳无音讯。”
“你觉得他会不会。。。”
张纯如懂邵子平的意思——
拉贝回国后，也许因为寻求自保，放弃了对金陵人民的承诺。
但她觉得没有这么简单，仅从马吉父亲留下的证据中能看出，他同魏特琳一样都是极善良的国际友人。
在残暴的日寇面前都不曾屈服，回国后又怎么会。。。
张纯如倒吸一口凉气，她突然想起一个可能性：“邵博士，你在德国读过书，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拉贝的纳粹党身份在二战后被清算，他迫不得已躲起来，或者受到迫害呢？”
邵子平沉吟道：“有这个可能，不过纯如，你写金陵大屠杀，也许没必要探究这么多，毕竟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
张纯如很坚持：“我列的提纲中，对魏特琳、拉贝、马吉等人的命运都会有交代，无论是好是坏。”
台下的懂行的观众们听到这句话，再预估电影的播放时间，知道这是要收线了。
从张纯如开始，插叙的关于拉贝和魏特琳两位重要历史见证者的登场。
历史叙述结束，下面仍然从她的视角，去叙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退场。
镜头调转，张纯如几经辗转拜访了约翰·马吉的后人和史学家，都没有得到半点关于拉贝的消息。
她回到住处，坐在电脑前给邵子平在德国读书时期的历史学家朋友发去邮件：
“尊敬的玛莎教授，欣闻您曾协助过邵博士关于1937年发生在中国金陵的日军大屠杀事件研究。”
“是时，曾有西方代表在日军破城之前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德国人拉贝，请您帮我在当地寻找他的后人。。。”
大银幕上的张纯如开始了每天写作的生活，偶尔会查看一下邮件和手机，焦急地等待着拉贝后人的消息。
直到邵子平惊喜地通知她，德国方面帮助联系到了拉贝的外孙女，也即现在正坐在台下的厄休拉·拉贝。
更关键的是，厄休拉·拉贝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消息！
“我翻译了厄休拉传真来的德语资料，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关键。”
“拉贝回国后曾被特务扣押，他在家信里说‘保存好我的日记，不要让人发现它’”
张纯如大喜过望，猛得起身带倒了咖啡，顾不上被烫红的手背，第二天就订票飞赴德国。
镜头没有详细地交待她和邵子平在德国拜访厄休拉·拉贝的过程。
而是直接推进了时间线，镜头转到1996年12月12号下午2点30分举办的，纽约的《拉贝日记》面世新闻发布会。
纽约金陵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出面，花费600美元在洲际大饭店租了一个厅，吸引了以华人媒体为主的各国人士采访。
大银幕上，是新闻发布会的真实录像，经过电脑处理、合成，巧妙地融入了电影中。
一组快速剪辑的镜头闪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人报》等各个国家的主流媒体都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刊载了这条新闻。
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拉贝日记》重见天日，全世界为之轰动！
国内金陵的教授们给张纯如打去电话，鼓励和支持她艰苦卓绝的努力，又提供了更多新收集的历史资料。
洲际酒店的房间内，张纯如打开了录音笔，面前坐着厄休拉·拉贝。
开始探究、也是带着观影者们探究拉贝的结局。
银幕左上角字幕浮现：1938年2月20号。
日寇在金陵的屠杀，从1937年12月13号，持续到1938年的1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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