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清芬阁方维仪与那一株未谢的芝兰 (第1/2页)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桐城龙眠山的幽谷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芝。那芝不是草药，是香——从石缝里渗出来的、从涧水中浮起来的、从那些被岁月遗忘的角落里，一缕一缕地飘出来的、像她当年在清芬阁前种下的那株芝兰，花瓣薄得像蝉翼，颜色淡得像月光，风一吹就颤，雨一打就垂，可它没有落。它在那里，在那些无人问津的岩壁上，开了三百年，还没有谢。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进龙眠山的。山不高，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幽深，像一卷被雨水泡软了的、又被时间一页一页粘起来的旧书，翻不开，合不上，就那么搁在皖南的烟雨里，一搁就是几百年。山道两旁长满了青苔，苔是绿的，绿得发黑，像一块一块的velvet，踩上去软软的，滑滑的，要格外小心。雨丝从松针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我的袖口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渍，像泪，又不像是泪。我撑着伞，沿着石阶一步一步地往上走。石阶是青石的，被雨水冲刷了无数遍，光滑得像一面一面铜镜，映着天，映着云，映着那些从树叶间漏下来的、碎成粉末的光。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方维仪，字仲贤，号清芬阁主。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女画家。她生于桐城方氏，是方学渐的女儿，方以智的姑母。她十七岁嫁于姚孙棨，婚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守寡一生，抚育侄子方以智成人。她的诗集叫《清芬阁集》，她的画作散落在桐城的旧宅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龙眠山的幽兰——生在石缝里，长在无人处，开得不张扬，谢得不甘心，可她的香，飘了三百年，还在飘。
　　
　　我沿着石阶一直往上走，走到半山腰，看见一座破败的院落。院门虚掩着，门楣上的匾额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两个深深的钉孔，像一双空洞的眼睛，望着我这个不请自来的访客。我推开院门，走了进去。院子里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草尖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一颗的泪。院子的角落里有一间小屋，屋门紧闭，窗纸已经破了，从破洞里望进去，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画。画已经黄了，纸的边角卷了起来，有些地方还被虫蛀了。可画面还在——一株兰草，叶子细长，花瓣淡雅，根扎在石缝里，旁边题着两行小字：“幽兰在空谷，无人亦自芳。”没有落款，没有印章。可我知道，这是她画的。她画了一辈子的兰，画到最后，连名字都不肯留了。她不怕被人忘记。她怕的是被人记得，却没有人懂。
　　
　　她出生的时候，明朝已经走到了尽头。那是万历十三年（1585年），张居正刚死不久，万历皇帝开始怠政，朝堂上党争初起，辽东的边患一天比一天急。可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桐城方家老宅里的一个女娃子，在祖母的怀里，被乳母抱着，在回廊里走来走去，走到东，走到西，走到雨停了，天晴了，又下雨了。
　　
　　方家是桐城最显赫的家族。她的父亲方学渐，字达卿，号本庵，是明代著名学者，以布衣主盟坛席，倡道桐川，是桐城方学的开山人物。她的哥哥方孔炤，官至湖广巡抚，是明末的名臣。她的侄子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诗人、思想家，与侯方域、冒襄、陈贞慧并称“明末四公子”。这样一个家族，在晚明的江南，是“一门忠义，累世清流”的代名词。
　　
　　方维仪是方学渐的长女。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仲贤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方学渐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清芬阁里，藏在那些她画了一辈子的兰草图卷中，藏在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烧、烧了又写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十七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姚孙棨。姚孙棨，字某，号某，是桐城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他懂她的诗，懂她的画，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仲贤，你又瘦了”。她画了一幅兰草，他会在画的空白处题一首诗。诗不长，只有四句——“幽兰在空谷，无人亦自芳。不因风所撼，宁为雪所伤。”她读了，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兰草会一直绿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她错了。
　　
　　婚后不久，姚孙棨病了。他的病来得突然，来得凶猛。先是发热，然后咳嗽，咳血，最后卧床不起。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姚孙棨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他死了。死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生下一儿半女的春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十八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姚家的媳妇，是姚孙棨的妻子，是姚孙棨孩子的母亲——可她没有孩子。她连孩子都没有为他生下一个。她觉得自己欠了他，欠了他一辈子。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画上，放在了方家的子侄身上。她的侄子方以智，从小丧母，由她抚育成人。她教他读书，教他写字，教他做人的道理。她把自己所有的才情，都传给了这个孩子；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孩子身上。方以智后来成了明末清初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清初四大儒”。他在《清芬阁集》的序言中写道：“姑母方维仪，幼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年十七，归姚氏。不数月，夫子见背，姑母守节抚孤，备尝艰辛。然姑母未尝一日废吟咏。每于灯下，以诗词自遣。其诗清丽绵邈，有古人之风。余不忍其湮没，故梓以传世。”
　　
　　她读到这篇序言的时候，已经老了。她坐在清芬阁里，手里捧着那卷刚刻好的《清芬阁集》，看着侄子写的那几个字——“余不忍其湮没”，眼泪就流了下来。不是伤心，是欣慰。她欣慰自己这辈子，没有白活。她的诗，留下来了；她的画，留下来了；她的侄子，也留下来了。她死了，可她的魂，还在。在那些诗里，在那些画里，在方以智的文章里，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
　　
　　我在那间小屋前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细细密密的，落在院里的荒草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她在灯下磨墨的声音。她磨了一辈子的墨，磨到墨锭都磨光了，磨到砚台都磨穿了，磨到手指都磨出了老茧。可她还是磨。不磨，她写不出字；写不出字，她就会疯。
　　
　　我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屋里很暗，只有从破窗里透进来的一点光，照在墙上那幅兰草图卷上。我走到画前，凑近了看。墨色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可那几株兰草还在，在石缝里，在雨里，在那些被虫蛀过的孔洞里，倔强地绿着。叶子细长，花瓣淡雅，根扎在石缝里，像她这个人——瘦，淡，冷，孤。她用墨越来越少，用水越来越多，墨淡到几乎没有颜色，水多到纸都皱了。她不是在画画，她是在哭。把哭画成画，把泪化成墨，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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