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再生缘：陈端生与云贞阁 (第1/2页)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杭州西湖的孤山脚下，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缘。那缘不是今生的缘，是前世的缘——被孟丽君的绣球砸中的、被皇甫少华的箭射穿的、在梁德绳的笔下续了又断、断了又续的缘。她叫陈端生，字云贞，号春田。她是杭州钱塘人，陈兆崙的孙女，陈玉敦的女儿，范秋塘的妻子。她的弹词叫《再生缘》，她的诗集叫《云贞阁诗稿》。
　　
　　她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卒于嘉庆元年（1796年），活了四十六岁。四十六年里，她只做了一件事——写《再生缘》。她从十八岁写到二十岁，写了三年，写到了第十七卷；然后停了，停了十四年，一字未写；然后续了，续了不到一年，又停了；然后死了。她像一条被截成两段的锦缎，前半段绣着孟丽君的女扮男装、高中状元、官至宰相，后半段只绣了一半，针还插在绸面上，线还拖在针眼里，人就不在了。
　　
　　她的《再生缘》，被陈寅恪誉为“弹词中第一部书”，被郭沫若比作《红楼梦》。可她的名字，被忘在《清代闺秀集丛刊》的角落里，被忘在《杭州府志》的夹缝中，被忘在那场下了两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她不是忘了自己，是时代忘了她。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名，是缘。再生缘，是孟丽君的缘，是皇甫少华的缘，是她的缘。她把自己写进了那部书里，把自己写成了孟丽君，把弟弟写成了皇甫少华，把丈夫写成了那个她等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可到死都没有等到的范秋塘。
　　
　　她不是不想等，是等不到了。
　　
　　她出生的时候，杭州下着雨。
　　
　　那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秋天。西湖的荷花已经谢了，只剩下一池枯茎，在雨中瑟瑟发抖。桂花开了，满城都是甜腻腻的香，可那香被雨水一泡，淡了，散了，像她后来写的那些句子，美则美矣，可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湿气。
　　
　　陈家是杭州的钱塘望族，书香门第，世代簪缨。她的祖父陈兆崙，字星斋，号句山，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卿，是乾隆朝著名的学者、文章家，通经史，工诗文，著有《紫竹山房集》。她的父亲陈玉敦，字宝所，号云谷，乾隆年间曾任内阁中书、山东登州府同知。她的母亲汪氏，是杭州名士汪起凤的女儿，知书达理，能诗能文。
　　
　　陈端生是陈家长女，自小便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祖父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云贞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陈兆崙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孙女的书，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书一样，留下来。
　　
　　他在京城做官时，陈端生跟着父亲住在北京。北京的宅子不大，可藏书甚富。她每天泡在书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读元明戏曲弹词。她最喜欢的还是弹词，《玉钏缘》《三笑姻缘》《珍珠塔》，那些通俗的、被士大夫瞧不起的弹词，她读得津津有味，读得废寝忘食，读到梦里都是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
　　
　　她在《再生缘》的缘起中写道：“静坐芸窗忆旧时，每寻闲绪写新词。”芸窗，是她在北京时的书房。窗很小，只够透进一点光；桌很旧，桌面上的漆都磨光了。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是那些在纸上驰骋的想象——她把自己想象成孟丽君，女扮男装，高中状元，官至宰相，让那些看不起女子的男人，都跪在她脚下。那想象，是她逃离现实的唯一出口。现实太窄了，窄到她的翅膀伸不开；想象太宽了，宽到她在里面飞了一辈子，也没有飞到尽头。
　　
　　她十五岁那年，随父亲回到了杭州。
　　
　　杭州是她的故乡，可她离开太久了，久到不认识了。西湖还是那个西湖，孤山还是那个孤山，可住在湖边的人，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她站在断桥上，看着湖面上的游船，看着岸上的行人，看着那些陌生的、匆匆忙忙的、和她没有一丝关系的脸，忽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她属于北京，属于那间芸窗，属于那些在纸上驰骋的想象。
　　
　　可她回不去了。父亲辞了官，全家定居杭州，她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写书上。她开始写一部长篇弹词——《再生缘》。
　　
　　她在《再生缘》的缘起中写道：“姊妹连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闺中暇日无聊甚，闲弄柔毫写素笺。”姊妹连床听夜雨——她和妹妹们一起，躺在床上听夜雨。那雨，是江南的雨，细细密密的，不肯痛快地下，落在瓦上，落在芭蕉叶上，落在她心里。她听着听着，就有了故事。那些故事，从孟丽君的绣球开始，从皇甫少华的箭开始，从那些她编了一辈子、还没有编完的梦里开始。
　　
　　《再生缘》的故事，讲的是元代女子孟丽君女扮男装、高中状元、官至宰相的故事。她写孟丽君，写她如何在考场上挥洒自如，如何在朝堂上纵横捭阖，如何在男人堆里如鱼得水。她把自己写进了孟丽君里，把弟弟写进了皇甫少华里，把那些她做不到的事、说不出口的话、去不了的地方，都写进了那部书里。孟丽君是她，是她想成为的自己——那个不被闺阁困住的、不被礼教束缚的、不被时代定义的自己。
　　
　　她写得太快了。十八岁那年动笔，二十岁那年，已经写到了第十六卷。两年时间，十六卷，近四十万字。她不是用笔写的，是用命写的。那些字，像蚂蚁，从她的心里爬出来，爬到纸上，排成一行一行。她拦不住，也不想拦。那是她唯一的出口。
　　
　　她在第十六卷的末尾写道：“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收尾时，杏花红坠已春消。”起头的时候，芳草绿了，雨刚刚下好；收尾的时候，杏花红了，又落了，春天已经过了。她不知道，她的春天，也快过了。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她二十岁，《再生缘》写到第十六卷。她准备写第十七卷，准备让孟丽君和皇甫少华团圆，准备让那些在命运中挣扎的人物找到各自的归宿。可她没有写。不是不想写，是写不了了。
　　
　　那一年，她的祖父陈兆崙去世了。那一年，她的父亲陈玉敦被牵连进一桩案子，罢官回乡。那一年，她的母亲汪氏病倒了。那一年，她嫁了人。
　　
　　嫁的是同乡的范秋塘。范秋塘，字某，号某，是杭州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弹词，懂她的诗，懂她的心。她写了新章回，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稿纸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段妙绝”，“此字可再酌”，“云贞，你又瘦了”。她以为她会这样过一辈子。以为那些弹词会一直写着，那些批语会一直题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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