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35章双重间谍下的暗流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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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江一苇的抉择
　　
　　台北，军情局三处机要室，晚上十一点。
　　
　　昏黄的台灯在江一苇脸上投下半明半暗的光影，他的手指停在电报译稿上，指尖微微发白。译稿上只有一行字：
　　
　　“明晨七时，士林园艺试验所，携‘台风计划’第三批坐标副本交易。对方代号‘夜枭’，暗号：君子兰开几朵？答：三朵已谢，两朵待开。”
　　
　　这是魏正宏亲笔签发的绝密任务指令，指令对象是军情局行动队副队长周明轩，但这份抄送机要室的副本，此刻正被江一苇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着墨迹的细微特征。
　　
　　“士林园艺试验所……”江一苇喃喃自语，从抽屉底层取出台北市区地图，手指沿着基隆河缓缓移动，最终停在士林区一片标注为“日据时期遗留试验场”的区域。
　　
　　这个地方他熟悉——去年春天，魏正宏曾带他去那里考察过，理由是“寻找合适的安全屋”。试验所占地二十余亩，内有废弃温室、苗圃和几栋砖木结构的办公楼，因年久失修鲜有人至，确实是进行秘密交易的绝佳场所。
　　
　　但真正让江一苇脊背发凉的，是这条指令的发送时间。
　　
　　晚上九点四十分。
　　
　　而就在九点三十分，他亲眼看见周明轩从魏正宏办公室走出来，神色凝重地快步离开军情局大楼。如果周明轩是去执行这个任务，那么从时间推算，他此刻应该已经抵达士林，开始布置抓捕行动了。
　　
　　可是魏正宏为什么要等到周明轩离开后才签发正式指令？为什么要特意抄送机要室？而且——
　　
　　江一苇的目光锁定在“携‘台风计划’第三批坐标副本交易”这几个字上。
　　
　　不对劲。
　　
　　“台风计划”是当前台湾军方最高机密的海防演习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坐标部署。第一批坐标已于三个月前泄露，导致共军在福建沿海的雷达站提前部署；第二批坐标上周失窃，军情局内部正在严查内鬼。而现在，第三批坐标……
　　
　　江一苇的心跳突然加快。
　　
　　他想起昨天下午，魏正宏让他整理一份“演习备用方案”材料，其中确实包含了第三批坐标的部分数据。虽然只是外围部署点的非核心坐标，但如果落入敌方手中，依然能推测出台军主力舰队的动向。
　　
　　当时魏正宏的说法是：“一苇，你把这份材料归档，编号‘海防-037’，暂时不要录入主档案系统，我明天要带去参谋总部做演示用。”
　　
　　而现在，这份“海防-037”材料，正静静地躺在江一苇办公桌右侧第二个抽屉的蓝色档案袋里。
　　
　　魏正宏要用它做诱饵？
　　
　　这个念头如冰水灌顶，让江一苇瞬间清醒。他猛地站起身，在狭小的机要室里踱步，皮鞋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轻微的回响。
　　
　　如果这是一次针对“夜枭”的抓捕行动，那么用真实的坐标数据做诱饵确实能提高成功率——对方必须是经验丰富的情报员，假数据很难骗过专业的判断。但这样做风险极大，一旦交易过程失控，或者“夜枭”在被捕前将信息传递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除非……
　　
　　魏正宏根本不在乎这批坐标是否泄露。
　　
　　江一苇的脚步停在窗前。窗外是台北深夜的街景，几盏路灯在蒙蒙细雨中泛着昏黄的光晕。远处总统府的轮廓在夜色中若隐若现，像一个沉默的巨兽。
　　
　　他想起三个月前，第一批坐标泄露后，魏正宏在会议上拍桌怒吼：“查！就是把军情局翻个底朝天，也要把那只‘海燕’给我揪出来！”
　　
　　但那次调查雷声大雨点小，最终以两名低级军官“涉嫌通共”被捕而草草收场。江一苇当时负责整理案卷，发现所谓的证据漏洞百出，那两名军官更像是替罪羊。
　　
　　而第二批坐标失窃时，魏正宏的反应却异常平静。他只淡淡地说：“加强内部审查，不要扩大化。”
　　
　　现在，第三批坐标要被当做诱饵……
　　
　　江一苇缓缓走回办公桌，重新坐进椅子。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燃。烟雾在台灯光柱中缭绕上升，像某种扭曲的图腾。
　　
　　魏正宏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这个判断越来越清晰。作为军情局三处处长，魏正宏的**业绩一直是晋升中将的最大资本。但如果他真的破获了“海燕”这条线，那么功劳足以让他直接进入“国安会”核心层，甚至可能成为军情局副局长。
　　
　　而要钓到大鱼，就必须舍得用重饵。
　　
　　“台风计划”的坐标，就是那个重饵。
　　
　　但是——江一苇用力吸了一口烟——如果魏正宏知道机要室里有内鬼呢？如果这份抄送机要室的指令本身就是一个测试？
　　
　　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那份译稿上。
　　
　　“君子兰开几朵？答：三朵已谢，两朵待开。”
　　
　　这个暗号……江一苇闭上眼睛，在记忆中搜索。大约两个月前，他整理魏正宏的私人信件时，似乎见过类似的句子。那是一封从香港寄来的普通家书，落款是“表弟阿诚”，内容大多是家长里短，但其中有一段写道：
　　
　　“姑母家的君子兰今年开得甚好，五朵齐放。可惜前些日子连日阴雨，三朵已谢，余下两朵待开，不知能否等到天晴。”
　　
　　当时江一苇并未在意，只当是普通的家常闲谈。现在回想起来，那封信的寄出日期，正好是“台风计划”第一阶段演习开始前三天。
　　
　　那封信就是暗号本。
　　
　　江一苇感到一阵寒意从尾椎骨升起。魏正宏用如此隐蔽的方式设置暗号，说明“夜枭”这条线的层级极高，很可能是直接与“海燕”相关的关键人物。
　　
　　而明天早晨七点，这个人物将在士林园艺试验所落网。
　　
　　如果他落网，会不会供出更多情报？会不会牵连到台北的地下网络？会不会——威胁到“海燕”的安全？
　　
　　江一苇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规律而轻微的“嗒、嗒”声。这是他在极度紧张时的习惯动作，就像发电报时的按键。
　　
　　他必须做出选择。
　　
　　选择一：按兵不动。
　　
　　这是最安全的选择。他继续扮演好机要秘书的角色，明天按时上班，假装对抓捕行动一无所知。无论“夜枭”是谁，无论行动结果如何，他都不会暴露。
　　
　　但如果“夜枭”是地下党的关键人物，如果他知道“海燕”的真实身份，如果他在审讯中扛不住魏正宏的手段……
　　
　　江一苇的脑海中浮现出上个月审讯室的一幕：一个涉嫌通共的报社编辑，被魏正宏发明的“滴水刑”折磨了三天三夜，最终精神崩溃，把自己知道的、不知道的、甚至幻想出来的“同党”全部供了出来。
　　
　　那个编辑最后被拖出去时，眼神已经像死鱼一样空洞。
　　
　　选择二：冒险示警。
　　
　　这意味着他要设法在明天早晨七点前，将这个消息传递出去。但此刻已是深夜十一点，军情局大楼虽然人不多，但门口有岗哨，院墙有巡逻，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监控。
　　
　　而且，他不知道“夜枭”是谁，不知道如何联系地下党。他唯一能传递消息的渠道，是每两周一次、在中山北路“光华书店”的固定接头——而上次接头是五天前，下次还要等九天。
　　
　　时间，没有时间了。
　　
　　江一苇掐灭烟头，又点了一支。他的目光在办公室里扫视，最终落在墙上那幅蒋介石亲笔题词的复制品上：“忠党爱国”。
　　
　　这四个字他每天都要看几十遍，但现在只觉得讽刺。
　　
　　三年前，他的哥哥江一帆，那个曾经满怀理想投身革命的青年，在“二二八事件”后的清乡行动中，因为私下放走两名疑似“**分子”的村民，被宪兵队当场击毙。尸体送回老家时，母亲哭瞎了一只眼睛。
　　
　　而击毙哥哥的宪兵队长，第二年就因“肃清有功”晋升少校，现在在警备司令部任职，每天开着吉普车招摇过市。
　　
　　从那时起，江一苇就知道，在这个岛上，所谓的“忠党爱国”不过是屠杀同胞的借口，所谓的“反对地下党复国”不过是维持特权的手段。
　　
　　他加入军情局，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这是乱世中难得的铁饭碗。他努力工作，不是想升官发财，只是想让老家的母亲和妹妹能够活下去。
　　
　　直到一年前，他在整理“二二八事件”的封存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一份名单——那些被秘密处决的“**嫌疑分子”中，有他小学时的国文老师，有他哥哥生前的挚友，有他老家隔壁那个总是笑眯眯的杂货铺老板。
　　
　　他们都死了，死在“忠党爱国”的枪口下。
　　
　　而他们的罪名，大多只是“思想左倾”、“同情**”、“散布不当言论”。
　　
　　那天晚上，江一苇在档案室里待到凌晨。他一份份地翻阅那些泛黄的卷宗，看着一张张模糊的照片，读着一行行冰冷的“处决记录”，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碎裂、重组。
　　
　　离开档案室时，天已经快亮了。他走到淡水河边，看着对岸灰蒙蒙的观音山，突然想起哥哥临终前对他说的话：
　　
　　“一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走在错误的路上，要有勇气回头。”
　　
　　可是回头，谈何容易。
　　
　　他已经在军情局工作了两年，经手过无数机密，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秘密。如果他表现出任何“思想动摇”的迹象，魏正宏会第一个把他送进审讯室。
　　
　　他只能继续往前走，在这个充满谎言和暴力的系统中，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像走钢丝的人，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直到三个月前，那个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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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雨夜接头
　　
　　那天是1953年9月12日，星期六，晚上八点。
　　
　　江一苇加班整理完最后一份文件，正准备离开办公室，电话突然响了。是魏正宏从家里打来的：
　　
　　“一苇，我书房左手边第二个书架的《古文观止》里，夹着一份‘高雄港务稽查报告’，你马上给我送到家里来。现在就要。”
　　
　　江一苇不敢怠慢，立刻找到那份报告，冒雨赶往魏正宏位于大安区的宅邸。
　　
　　雨下得很大，豆大的雨点砸在黄包车的油布棚上，发出密集的鼓点声。街道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吉普车溅着水花呼啸而过。江一苇把公文包紧紧抱在怀里，生怕雨水打湿了文件。
　　
　　到了魏公馆，佣人领他穿过前院。雨中的庭院显得格外阴森，几棵南洋杉在风雨中摇晃，像张牙舞爪的鬼影。主楼灯火通明，隐约能听见留声机播放的《何日君再来》。
　　
　　魏正宏在书房见他。这个四十多岁、身材微胖的军情局少将，穿着丝绸睡袍，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看起来心情不错。
　　
　　“一苇啊，辛苦你了，这么大的雨还跑一趟。”魏正宏接过文件，随手翻了翻，“坐，喝点什么？”
　　
　　“谢谢处长，不用了。”江一苇恭敬地站着，“您如果没有其他吩咐，我就先回去了。”
　　
　　“急什么。”魏正宏指了指对面的沙发，“坐，正好有件事想问你。”
　　
　　江一苇只好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姿势端正得像个小学生。
　　
　　魏正宏啜了一口酒，慢悠悠地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也快两年了，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处长对我恩重如山，一苇感激不尽。”江一苇谨慎地回答。
　　
　　“呵，场面话。”魏正宏笑了笑，但眼神里没有笑意，“我要听实话。你觉得，我这个军情局三处处长，当得称职吗？”
　　
　　江一苇的后背开始冒汗。他不知道魏正宏到底想听什么，这种问题怎么回答都是错。
　　
　　“处长……处长自然是称职的。三处在您的领导下，破获了多起共谍案，成绩有目共睹。”
　　
　　“成绩？”魏正宏突然冷笑，“一苇，你经手过那么多案卷，应该比谁都清楚，那些所谓的‘共谍案’，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
　　
　　江一苇的心脏猛地一跳。
　　
　　“去年高雄那起‘教师读书会案’，抓了十七个人，最后证据确凿判刑的只有三个。今年初的‘报社编辑案’，人死在审讯室里，连份像样的口供都没留下。上个月的‘码头工人案’，更是一地鸡毛，最后只能以‘聚众滋事’草草了事。”
　　
　　魏正宏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江一苇：
　　
　　“老头子（指蒋介石）天天催我们要成绩，要抓大共谍。可真正的共谍在哪里？那个神出鬼没的‘海燕’，我们连他的影子都摸不到。抓不到真的，就只能用假的充数。可是假的抓再多有什么用？能换来美国人的援助吗？能阻止共军攻台吗？”
　　
　　他转过身，盯着江一苇：
　　
　　“一苇，你说，我这个处长，是不是很失败？”
　　
　　江一苇低下头，不敢看魏正宏的眼睛：“处长……您已经尽力了。”
　　
　　“尽力？”魏正宏走回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扔到江一苇面前，“看看这个。”
　　
　　江一苇拿起文件，只看了几行，瞳孔骤然收缩。
　　
　　这是一份“内控人员可疑行为记录”，记录对象赫然是——江一苇。
　　
　　上面详细罗列了他近半年来的“可疑行为”：
　　
　　•3月12日，下班后独自在办公室逗留两小时，期间翻阅“二二八事件”封存档案；
　　
　　•4月5日，清明节请假回老家扫墓，与邻村一名“前左翼分子”有短暂接触；
　　
　　•5月18日，在“光华书店”购买《鲁迅全集》，书店老板有“亲共嫌疑”；
　　
　　•6月至8月，三次匿名向“高雄渔民救济会”捐款，该组织被怀疑“受**操控”；
　　
　　•……
　　
　　每一条都附有时间、地点、证人，有些还附有照片。江一苇看到一张自己在光华书店门口的照片，拍摄角度明显是偷拍。
　　
　　他的手开始发抖，文件纸页在指尖沙沙作响。
　　
　　“处、处长，这些……这些我可以解释……”他的声音干涩。
　　
　　“解释什么？”魏正宏重新坐下，好整以暇地看着他，“解释你为什么对‘二二八’的档案感兴趣？解释你为什么要给‘**外围组织’捐款？解释你为什么要在那个可疑的书店买书？”
　　
　　“我……我只是……”
　　
　　“你只是什么？”魏正宏打断他，语气突然变得温和，“一苇啊，你跟了我两年，我对你还算了解。你是个聪明人，也是个重情义的人。你哥哥的事，我很遗憾，但那是他自己选的路。你不该走他的老路。”
　　
　　江一苇抬起头，脸色苍白。
　　
　　“放心，这份记录我没交给内调室。”魏正宏从抽屉里又拿出一个打火机，点燃了那份文件，看着它在烟灰缸里慢慢卷曲、焦黑、化为灰烬，“因为我相信，你只是一时糊涂，不是真的通共。”
　　
　　文件燃烧的火光在魏正宏脸上跳跃，让他的表情看起来阴晴不定。
　　
　　“但是一苇，你要记住，在军情局，一时糊涂的代价，可能是你的命，也可能是你家人的命。你母亲今年六十三了吧？身体好像不太好。你妹妹在女中教书，听说很受学生爱戴……”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江一苇感到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瞬间蔓延全身。他想站起来，想大声反驳，想摔门而去，但身体像被钉在沙发上，动弹不得。
　　
　　“处长……我、我对党国是忠诚的……”他艰难地说。
　　
　　“忠诚不是用嘴说的。”魏正宏站起身，走到江一苇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是用行动证明的。我给你一个证明忠诚的机会。”
　　
　　他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
　　
　　“这里面是下周‘海防联席会议’的安保方案，我需要你帮我做点‘调整’。”
　　
　　江一苇接过纸袋，打开一看，里面是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人员名单、安保部署图……全部是绝密文件。
　　
　　“调整？”他不解。
　　
　　“对，调整。”魏正宏重新坐回椅子，翘起二郎腿，“具体的调整方案，会有人联系你。你只需要按他说的做，然后——把这件事忘掉。”
　　
　　“谁联系我？怎么做？”江一苇的心脏狂跳。他已经意识到，魏正宏要他做的，绝不是普通的“调整”。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魏正宏看了看墙上的钟，“不早了，你回去吧。记住，今晚的谈话，只有你知我知。如果你说出去，那份文件虽然烧了，但复印件还有很多。”
　　
　　江一苇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魏公馆的。
　　
　　雨还在下，他拒绝了佣人递来的雨伞，失魂落魄地走进雨中。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让他稍微清醒了一些。
　　
　　魏正宏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要他“调整”绝密会议的安保方案？那个“联系他的人”是谁？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难道……
　　
　　一个可怕的猜测浮现在脑海。
　　
　　魏正宏在策划一次假袭击，或者假刺杀，然后嫁祸给**，制造紧张气氛，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这符合魏正宏的行事风格。这个人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所谓的“调整”安保方案，很可能就是在某个环节留下漏洞，让“袭击”得以发生，但又不会真的伤及重要人物。
　　
　　而他江一苇，就是那个留下漏洞的人。一旦事发，他就是替罪羊。
　　
　　他站在雨中，浑身湿透，却感觉不到冷。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逃，立刻逃，逃离台北，逃离台湾，逃得越远越好。
　　
　　但他能逃到哪里去？
　　
　　大陆？隔着茫茫海峡，他一个军情局机要秘书，怎么过去？偷渡？那需要钱，需要关系，需要周密的计划。他现在什么都没有。
　　
　　老家？魏正宏刚才已经暗示得很清楚，如果他敢跑，母亲和妹妹就会遭殃。
　　
　　回军情局自首？说他被魏正宏威胁？谁会信？魏正宏是军情局三处处长，是“**英雄”，是蒋介石亲笔题词嘉奖的“忠党爱国”典范。他江一苇算什么？一个出身寒微、有“左倾”嫌疑的小秘书。
　　
　　到头来，只会像哥哥一样，被扣上“通共”的帽子，死在某个阴暗的刑场。
　　
　　雨越下越大。
　　
　　江一苇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淡水河边。河水在夜色中黑沉沉一片，对岸的观音山完全隐没在雨幕中。远处有渡轮的汽笛声，悠长而凄凉。
　　
　　他站在河堤上，看着汹涌的河水，突然有种跳下去的冲动。
　　
　　跳下去，一切就结束了。不用再担惊受怕，不用再活在谎言里，不用再为杀害同胞的刽子手工作。
　　
　　可是母亲怎么办？妹妹怎么办？
　　
　　哥哥死后，母亲一夜白头，身体每况愈下。妹妹才二十岁，在女中教书，如果家里再出一个“自绝于党国”的“叛徒”，她们会被街坊邻居的唾沫淹死，会被学校开除，会活不下去。
　　
　　他不能死。
　　
　　至少，不能这样死。
　　
　　江一苇转过身，背对着河水。雨小了一些，但风更冷了。他打了个寒颤，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个人影，撑着伞，静静地站在路灯下。
　　
　　那个人也看着他。
　　
　　两人对视了几秒钟。然后，那个人撑着伞，一步一步走过来。
　　
　　走近了，江一苇看清那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戴一副金丝眼镜，面容清瘦，气质儒雅。看起来像个中学老师，或者小商人。
　　
　　“雨很大，会生病的。”男人开口，声音温和，带着一点福建口音。
　　
　　江一苇没说话，只是警惕地看着他。
　　
　　男人把伞往他这边倾斜，遮住了两人：“我叫沈墨，在高雄做点小生意。先生怎么称呼？”
　　
　　沈墨？江一苇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但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他不愿透露真实姓名，只含糊地说：“我姓江。”
　　
　　“江先生。”沈墨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手帕递给他，“擦擦脸吧。这么晚了，一个人在河边，是有什么心事？”
　　
　　江一苇没接手帕，反而后退一步：“不关你的事。”
　　
　　“确实不关我的事。”沈墨笑了笑，把手帕收回口袋，“但我刚才看见你在河堤上站了很久，怕你想不开。这世道虽然艰难，但活着总比死了好。”
　　
　　“你怎么知道我想死？”江一苇冷冷地说。
　　
　　“因为我也曾经站在河边，想过同样的事。”沈墨望向漆黑的河面，声音很轻，“那是很多年前了，日本人打来的时候。我父亲死了，家被烧了，我背着母亲逃难，三天没吃一口饭。走到一条河边，我想，跳下去吧，跳下去就解脱了。”
　　
　　“那你为什么没跳？”
　　
　　“因为母亲对我说了一句话。”沈墨转过头，看着江一苇，“她说，死很容易，活着才难。但再难也要活，因为只有活着，才能看到那些坏人遭报应的一天。”
　　
　　江一苇的心被触动了一下。
　　
　　“后来呢？”他问。
　　
　　“后来母亲病死了，我一个人继续逃难。再后来，我加入了……一个组织。”沈墨顿了顿，“一个想让穷人、让受欺负的人都能活下去的组织。这些年，我见过太多人死，也见过太多人为了活着而变成鬼。但我始终相信，总有一天，天会亮的。”
　　
　　天会亮的。
　　
　　这句话让江一苇鼻子一酸。他想起了哥哥，想起了国文老师，想起了杂货铺老板。他们都死了，死的时候，天是黑的。
　　
　　“沈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江一苇转移了话题。
　　
　　“进出口贸易，主要是蔗糖和茶叶。”沈墨说，“这次来台北办点事，明天就回高雄。江先生在哪里高就？”
　　
　　江一苇犹豫了一下：“我在……政府部门做文书工作。”
　　
　　“文书工作好，安稳。”沈墨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快十一点了，江先生住哪里？我送你一程吧，这附近晚上不太平。”
　　
　　“不用了，我自己……”
　　
　　话没说完，远处突然传来警笛声，由远及近。几辆军车亮着大灯，从街道尽头疾驰而来，车轮碾过积水，溅起一人高的水花。
　　
　　江一苇脸色一变。这个时间点，这么多军车出动，很可能是抓捕行动。
　　
　　“快走！”沈墨突然抓住他的手臂，不由分说地拉着他往旁边的巷子里跑。
　　
　　两人刚跑进巷子，军车就到了河堤边。刺眼的车灯扫过他们刚才站的位置，刹车声、开门声、杂乱的脚步声混在一起。
　　
　　“那边！搜！”
　　
　　“一组往左，二组往右！”
　　
　　“看到可疑人员立刻开枪！”
　　
　　江一苇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被沈墨拉着，在迷宫般的小巷里七拐八绕。雨又下大了，雨水打在脸上，模糊了视线。脚下的石板路湿滑，他好几次差点摔倒，都被沈墨牢牢扶住。
　　
　　跑了大约十分钟，身后的喧哗声渐渐远去。沈墨在一扇不起眼的木门前停下，有节奏地敲了三下：咚、咚咚。
　　
　　门开了条缝，一个女人的脸露出来，看了沈墨一眼，又看了看江一苇，然后侧身让两人进去。
　　
　　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火苗在玻璃罩里跳动。
　　
　　“苏姐，这位是江先生，我在河边遇到的。”沈墨对开门的女人说。
　　
　　女人看起来三十多岁，面容姣好，但眼神很锐利。她上下打量着江一苇，目光在他湿透的西装上停留了几秒。
　　
　　“你是军情局的人？”她突然问。
　　
　　江一苇浑身一僵。
　　
　　“别紧张。”沈墨拍了拍他的肩膀，对女人说，“苏姐，去煮点姜汤吧，江先生淋了雨，会感冒的。”
　　
　　女人又看了江一苇一眼，转身去了后面的小厨房。
　　
　　沈墨示意江一苇坐下，自己也拉了把椅子坐下。他从怀里掏出烟盒，递给江一苇一支：“抽吗？”
　　
　　江一苇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沈墨划着火柴，先给江一苇点上，再给自己点上。两人在沉默中抽了几口烟，屋子里弥漫着烟草的味道。
　　
　　“你……你们是什么人？”江一苇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
　　
　　沈墨吐出一口烟，缓缓说：“江先生，刚才那些军车，是去抓人的。他们要抓的人，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
　　
　　“为什么抓我？我又没犯法……”
　　
　　“在军情局眼里，不需要犯法，只需要‘可疑’。”沈墨盯着他，“你今晚从魏正宏家出来，失魂落魄地走到河边，在雨里站了半个小时。如果我是魏正宏，我也会觉得你可疑。”
　　
　　江一苇夹着烟的手指开始发抖。
　　
　　“你、你怎么知道我从魏正宏家出来？”
　　
　　“因为我一直在等你。”沈墨掐灭烟头，“等了你三天。今晚终于等到了。”
　　
　　“等我？为什么等我？”
　　
　　“因为魏正宏要你做的那件事，我们希望你做，但不希望你成为替罪羊。”沈墨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江一苇心上。
　　
　　“你们……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江一苇的声音在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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