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被囚禁十年 (第2/2页)

而她，被埋在了最底下。
　　
　　“林杰……”
　　
　　她喃喃地说出了这个名字。
　　
　　蒋林杰。那个孩子的父亲。那个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消失了的男人。
　　
　　她不知道林杰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她被关在这里，不知道他是否在乎。
　　
　　也许他早就忘了她。也许他正在某个地方过着自己的生活，有新的工作，新的朋友，新的女人。也许他偶尔会想起她，但也只是偶尔。
　　
　　"你在哪里……"沈月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连她自己都听不真切，“为什么不来救我……”
　　
　　没有人回答她。
　　
　　从来没有人回答她。
　　
　　第二天，铁门上的一个小窗口被打开了。一只手从外面递进来一个铝制饭盒和一瓶水。
　　
　　“吃饭。”
　　
　　一个男人的声音，没有感情，像是在喂一只动物。
　　
　　沈月没有动。
　　
　　"不吃就饿着。"声音说。然后小窗口关上了。
　　
　　沈月躺在床垫上，看着那个饭盒。饭盒里是白米饭和一碟炒白菜。热气从饭盒里冒出来，在冰冷的空气中形成一小团白雾。
　　
　　她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也许是几个小时，也许是一整天。最后，她还是爬起来，打开了饭盒。
　　
　　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米饭是凉的了，白菜也凉了，但她不在乎。她需要吃东西。她需要活下去。
　　
　　不是因为想活，而是因为她知道——只要她活着，就还有希望。哪怕这个希望渺茫得像黑暗中的一粒灰尘。
　　
　　从那天起，沈月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机械的循环。
　　
　　每天早上，小窗口打开，饭盒递进来。中午，又是一顿。晚上，第三顿。饭菜永远是那几样——白米饭、炒白菜、偶尔有炒土豆丝或者红烧豆腐。没有肉，没有水果，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送饭的人从来不和她说话。她试过问外面是什么时间、今天是什么日期，但那个人只是放下饭盒就走了，像她不存在一样。
　　
　　她开始用指甲在墙壁上划痕，记录天数。一天一道，七天一排。她没有日历，没有钟表，地下室里没有任何可以告诉她时间的东西。她只能靠送饭的次数来计算——三次就是一天。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第七天的时候，她第一次尝试逃跑。
　　
　　她用塑料椅子砸铁门上的小窗口。椅子碎了，窗口纹丝不动。她又用椅子腿去撬门锁，但那个挂锁是钢制的，她撬了半个小时，手指都磨出了血，锁连一点松动的迹象都没有。
　　
　　她坐在地上，看着自己流血的手指，突然笑了。
　　
　　笑得很轻，很短，像一声叹息。
　　
　　第十天。第二十天。第三十天。
　　
　　墙壁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排成一列一列的，像某种古老的文字。
　　
　　她开始和收音机说话。收音机只能收到两个台，一个是新闻台，一个是音乐台。新闻台告诉她外面发生了什么——东乐市在修一条新的环城公路，南方某省发了大水，国家出台了新的经济政策。这些消息离她那么近又那么远，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音乐台放的都是老歌。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罗大佑的《童年》，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她听着这些歌，有时候会跟着哼几句。哼着哼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她不再哭了。准确地说，她哭的方式变了。刚开始的时候，她会嚎啕大哭，会捶墙，会用头撞铁门。后来，她只是静静地流泪，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床垫上，渗进去，干了，留下一个一个淡黄色的印记。
　　
　　第一百天。
　　
　　她开始和墙壁说话。
　　
　　"今天白菜有点咸了。"她说。
　　
　　墙壁没有回答。
　　
　　“新闻说东乐市降温了，不知道外面有多冷。”
　　
　　墙壁没有回答。
　　
　　“我女儿现在应该会翻身了吧。四个月大的孩子，应该会翻身了。”
　　
　　墙壁没有回答。
　　
　　她知道墙壁不会回答。但她需要说话。她需要听到自己的声音，需要确认自己还是一个活人，而不是这间地下室里的一件物品。
　　
　　第三百六十五天。
　　
　　一年了。
　　
　　墙壁上的划痕已经排满了整整一面墙。她站在那面墙前面，用手指一道一道地数着，数到最后一道的时候，她的手停住了。
　　
　　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一千多顿饭。无数个独自醒来的黑夜。
　　
　　她瘦了很多。原来就不胖的身体，现在更是瘦得脱了形。颧骨突出来，手腕细得像干树枝。她的头发长了，乱蓬蓬地披在肩上，因为没有剪刀，也没有镜子，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光——不是希望的光，也不是疯狂的光，而是一种近乎执拗的、平静的光。像是在说：我还活着。你关不住我的。
　　
　　第二年。第三年。
　　
　　日子继续流逝。她不再在墙上划痕了——那面墙已经满了。她开始在床垫的缝里藏东西：饭盒的铝皮碎片、收音机里拆下来的小零件、送饭人偶尔掉落的一根火柴。
　　
　　她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但她觉得，她应该留着。万一有一天用得上呢。
　　
　　第四年。第五年。
　　
　　她开始做梦。不是噩梦——噩梦在第一年就已经做完了。她做的是另一种梦：她梦见自己走出了地下室，走进了阳光里。阳光很刺眼，她睁不开眼睛，但她能感觉到温暖，感觉到风，感觉到自由。
　　
　　然后她醒了。四周一片漆黑。
　　
　　但她不再难过了。她只是闭上眼睛，试图回到那个梦里。
　　
　　第六年。第七年。
　　
　　收音机坏了。她花了一个星期把它拆开，发现是一个零件烧了。她没有替换的零件，也没有工具。收音机变成了废铁。
　　
　　从那以后，她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她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哪一年，不知道她的女儿现在长什么样了，是不是已经上学了，是不是会叫妈妈了。
　　
　　“妈妈……”
　　
　　她在黑暗中轻轻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然后她笑了。
　　
　　第八年。第九年。
　　
　　她的身体开始出问题了。她的膝盖疼，走路的时候会发出咔咔的响声。她的牙齿松了一颗，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咬到了，满嘴的血。她的视力也在下降——虽然地下室里本来就没什么可看的。
　　
　　她开始害怕。不是害怕蒋菲菲，不是害怕这间地下室，而是害怕自己会死在这里。
　　
　　她不想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她的女儿。她还没有见过女儿长大的样子。她还没有听过女儿叫她一声妈妈。她还没有——
　　
　　她还没有完成作为一个母亲的、最卑微的愿望。
　　
　　第十年。
　　
　　三千六百五十天。
　　
　　沈月坐在那张已经破烂不堪的床垫上，背靠着冰冷的水泥墙。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才三十多岁的人，头发却白了大半。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皮肤蜡黄，像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旧报纸。
　　
　　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
　　
　　那道光从来没有灭过。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待多久。也许一年，也许十年，也许——像蒋菲菲说的那样——一辈子。
　　
　　但她不打算放弃。
　　
　　她把藏在床垫缝里的那些小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在黑暗中摸索着，把它们排成一排。铝皮碎片、收音机零件、火柴头、一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细铁丝。
　　
　　她不知道这些东西能做什么。但她知道，总有一天，她会找到出去的办法。
　　
　　为了她的女儿。
　　
　　为了那一声她还没有听到的——
　　
　　“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