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8章 举国悲愤 (第1/2页)

10月。
　　
　　深秋的寒风扫过广袤的中华大地，带来的是无尽的屈辱与痛楚。
　　
　　这场被日本关东军少壮派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以一种让全世界都瞠目结舌、也让全中国人民痛彻心扉的方式，迅速蔓延。
　　
　　三十万装备精良的东北边防军，在少帅张学良那道“绝对不抵抗”的死命令下，宛如失去了脊梁的绵羊。他们放下了手里那些步枪，将大炮推入库房，甚至连炮栓都拆下来扔进井里，然后在长官的驱赶下，成建制地放弃了阵地、放弃了城市。
　　
　　锦州、长春、吉林、哈尔滨……
　　
　　一座座拥有着高大城墙和繁华街道的东北重镇，在日军哪怕只有一个大队、甚至一个中队的冲锋下，便宣告沦陷。日本关东军犹如入无人之境，几乎兵不血刃地将大半个东北的黑土地，贪婪地吞进了肚子里。
　　
　　整个东北，彻底沦陷。
　　
　　……
　　
　　南京，国民政府首都。
　　
　　阴雨绵绵。
　　
　　在国民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上，数以十万计的青年学生、爱国工人、市民，打着被雨水淋湿的横幅，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泣血怒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不抵抗政策！收复东北失地！”
　　
　　“出兵！出兵！四万万同胞绝不做亡国奴！”
　　
　　年轻的学生们跪在泥水里，有人咬破了手指，在一面白布上写下血书；有人声嘶力竭地痛哭，嗓子已经喊得完全嘶哑。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堂堂一个号称已经统一了的泱泱大国，拥有着数百万正规军的中央政府，在面对区区两万多日本关东军的入侵时，竟然会选择如此屈辱的退让！
　　
　　然而，面对这沸腾的民意和举国的悲愤。
　　
　　坐在总统府内的蒋介石，却将大门紧闭。
　　
　　他并非不痛恨日本人，但他更害怕一旦和日本全面开战，他那充满着内忧外患的统治根基会彻底崩塌。南方还有大批的红军在活动，各路军阀暗地里都在看他的笑话。
　　
　　他将所有的希望，都天真、软弱地寄托在了一个叫做国际联盟的西方组织身上。
　　
　　“攘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看着桌子上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战电报，痛苦地揉了揉太阳穴，下达了让前线将士继续隐忍的命令，同时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外交特使，前往日内瓦，去向那些同样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乞求那虚无缥缈的公理与正义。
　　
　　而在北平，那位背负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少帅张学良，此刻正躺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一边抽着大烟，一边看着窗外的落叶，他把老祖宗的基业丢了，把三千万东北父老乡亲扔进了火坑，他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却依然幻想着国联的一纸声明，能让日本人乖乖地退出山海关。
　　
　　……
　　
　　国家高层的懦弱与妥协，换来的是底层百姓深重的苦难。
　　
　　山海关，这座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古老雄关，在1931年的这个秋天，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凄惨的一场大逃亡。
　　
　　冷风呼啸，长城内外皆是肃杀。
　　
　　从奉天、从锦州、从东北的四面八方逃亡而来的难民潮，汇聚成了一股望不到尽头的黑色洪流，疯狂地涌向山海关。
　　
　　他们中，有穿着破旧棉袄、拖家带口的老百姓；有因为不愿做亡国奴、脱下了军装、砸碎了枪托的东北军溃兵；有学校里的教书先生，也有曾经腰缠万贯、如今却只能抱着一个破包裹逃命的富商。
　　
　　“不当亡国奴！”
　　
　　哪怕是逃跑，他们也不愿意留在那片被膏药旗玷污的土地上。
　　
　　连接关内外的铁路线已经彻底瘫痪，偶尔开过的一列闷罐火车，不仅车厢里塞得像沙丁鱼罐头，连车顶上、火车头上、车厢底部的连接杆上，都密密麻麻地趴满了难民。
　　
　　常常会有人因为冻僵或者体力不支，惨叫着从车顶上摔下来，被滚滚的车轮碾成肉泥。但即便如此，依然有无数人前赴后继地往火车上爬。
　　
　　哭喊声、呼救声、嘶哑喊叫声，在山海关的城墙下交织成了一首令人毛骨悚然的末日挽歌。
　　
　　而在这股浩浩荡荡的难民潮中。
　　
　　一支只有五十多人的小队伍，正穿着破烂的老百姓服饰，推着几辆装满了破麻袋和烂棉被的独轮手推车，在泥泞的官道上艰难地跋涉着。
　　
　　他们虽然同样衣衫褴褛、满面尘土，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几十个推车的汉子，步伐稳健，眼神在疲惫中透着一种如鹰隼般锐利的警惕。每个人的右手，都看似随意地揣在破棉袄的怀里，那里，鼓鼓囊囊地藏着上了膛的德制毛瑟二十响驳壳枪。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正是大西北特务处潜伏在奉天的小队长——小武！
　　
　　一个月前，小武带着五十名精锐特工，按照老杨的绝命指令，将奉天兵工厂的几十名火炮弹道专家、冶金工程师，连同两大麻袋最绝密的兵工图纸，塞进了那条通往城外的走私地道。
　　
　　当地道上方的地面传来那阵犹如天崩地裂般的剧烈震动、当老杨和那两百多名兄弟用生命引爆了硝酸铵炸药时，小武在地道里哭得撕心裂肺。
　　
　　这大半个月来。
　　
　　小武和这五十名特工，带着这些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专家们，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逃亡。
　　
　　为了躲避关东军在各个交通要道和铁路沿线设立的严密盘查，他们根本不敢走大路，更不敢坐火车。
　　
　　他们昼伏夜出，专挑那些荒无人烟的老林子和废弃的土路走。饿了就啃两口随身带的干硬高粱面饼子，渴了就喝路边沟渠里的雪水。
　　
　　“队长……徐教授他又发高烧了，连路都走不动了。再这么熬下去，这把老骨头非得交代在这雪地里不可啊。”
　　
　　一名特工背着昏迷不醒的火炮弹道专家徐曾，走到小武身边，声音沙哑地汇报道。他的肩膀已经被徐教授压得磨出了血泡，但他依然咬牙死撑着。
　　
　　小武停下推车的脚步，走到那名特工身边，摸了摸徐教授那滚烫的额头，心急如焚。
　　
　　这位徐教授，醒来后发现兵工厂被炸，自己被强行带走，起初对小武他们破口大骂，甚至以绝食抗议。但在沿途逃亡的路上，当他亲眼看到了东北军是如何不战而逃、看到了那些关东军在沿途村庄犯下的滔天罪行、看到了满地老百姓的尸体后，这位老学者，彻底沉默了。
　　
　　他的心死了，对张学良、对那个软弱的政府彻底死心了。
　　
　　在一次夜间休息时，徐教授主动拉住了小武的手，老泪纵横地对他说：“小同志，老头子我错怪你们了。你们炸得对！那种造大炮的机器，宁可砸烂了，也绝不能留给这帮丧尽天良的畜生！你们带我去西北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只要还有一口炼钢炉在烧，我这脑子里的数据，就全是大西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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