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0章 东德往日 (第1/2页)
88年11月，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旁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
窗帘后的包厢里，九黎对外联络部欧洲司司长李征宇，正与三位东德客人进行着可能改变历史的会谈。
“根据我们的分析，”李征宇将一份德文报告推过桌面，“两德统一在未来三年内发生的概率超过70%。”
“不是是否统一的问题，是何时，以何种形式统一的问题。”
对面的三人身份各异：
卡尔·穆勒，东德国营精密仪器联合体总经理。
他是一名统一担忧派，害怕西方资本吞并自己的企业。
汉娜·施密特，东德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所长。
她是理想失落派：担心统一后科研经费转向短期盈利项目。
弗兰克·瓦格纳，东德文化部电影局局长。
他是身份焦虑派：忧虑东德文化在统一后被边缘化。
“统一对你们意味着什么？”李征宇逐一分析：
“穆勒先生，您的企业会被西门子或博世收购，您可能提前退休。”
“施密特博士，您研究了二十年的古植物基因库项目会被砍掉，因为没有商业价值。”
“瓦格纳先生，东德电影会被贴上宣传品标签，在电影史中消失。”
三人沉默。
这些话刺痛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但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李征宇展开方案。
“东德遗产保全计划”
计划核心：在统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提前转移东德最有价值的资产：人才，技术，文化成果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整个计划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学者庇护计划”。
目标人群：东德各领域顶尖专家。
转移方式：他们以“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名义前往九黎。
待遇承诺：九黎承诺保留原职称和研究方向，实验室经费不低于东德时期，研究档案，实验数据可全部带走，家属随行，子女教育保障。
第二部分：“设备更新计划”。
针对：东德特有的精密制造，光学仪器，化工技术。
操作：以“设备淘汰”“技术转让”名义，将核心设备运往九黎。
第三条：“文献抢救计划”。
重点：将东德七十年积累的社会档案，统计数据，政策实验记录打包运走。
方法：以“学术研究资料交换”名义复制运出。
这些数据将成为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独一无二资料库。
“我们不是在购买，”李征宇强调，“我们是在保管。”
“保管那些在统一后可能被销毁，遗忘，边缘化的东德遗产。”
截至1989年6月，柏林墙倒塌前五个月。
327名东德顶尖科学家签署“长期交流协议”，其中112人已携家属抵达九黎。
包括：耶拿光学研究所的镜头镀膜专家团队（9人），德累斯顿半导体实验室的核心工程师（14人），东德科学院古生物研究组（5人，带走全部化石标本）。
“卡尔·蔡司·耶拿”的军用光学生产线关键设备已拆解装箱，等待运输。
东德独特的彩色胶片配方及生产设备被秘密购买。
德累斯顿计算机公司的源代码和设计文档全部复制。
东德国家电影资料馆的247部电影母带完成数字化备份，副本运往九黎。
东德七十年全部人口普查数据，经济统计，社会调查原始问卷被复制。
东德教育改革，医疗保障，儿体系的完整档案完成收集。
所有行动都在“学术合作”“文化交流”“技术转让”的合法外衣下进行。
东德当局部分官员被收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们也需要为统一后的自己准备后路。
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当西柏林人涌向东柏林，当香槟开启，当全世界电视直播这“历史性时刻”，另一场静默行动在阴影中加速。
并非所有东德人都欢迎统一。
李征宇的团队早已识别出几类群体：
1.既得利益失落者
东德国企管理层，高级官员，知识分子。
他们担心统一后失去地位和特权。
2.意识形态坚持者
他们是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理念的老党员，工会骨干，视统一为“资本主义吞并”。
3.身份认同焦虑者
这里很多人是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成长于东德，对西德文化陌生。
他们害怕成为统一德国的“二等公民”。
4.环保与动保激进分子
东德有强大的环保运动传统，担心西德工业资本破坏东德相对完好的自然环境。
对于这些人，九黎最为看重。
对于这些人，九黎对其进行资金支持，并送往位于拉美的培训基地，进行组织化训练之后，再反向送回德国。
让他们组织活动，向政府抗议，向民众宣传环保政策，讲述现代科技对环境的伤害。
甚至组织党派，利用竞选影响政府。
用各种方式，搞垮德国的能源工业，甚至整体工业。
让这个欧洲的经济发动机熄火。
从根上破坏掉欧洲重启的机会。
89年11月15日，莱比锡，秘密会议。
二十多位“东德身份认同委员会”核心成员聚集。
这个组织由九黎暗中资助，宗旨是“在东德消失后，保全东德的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
会议达成共识：
建立“东德数字档案馆”：收集一切关于东德的文字，图像，音频，实物，数字化后存储于九黎服务器。
创办地下刊物《未完成的实验》。
探讨“东德道路的合理性与未竟可能性”。
组建“东德文化遗产保护网络”。
在各城市设立联络点，收集民间资料。
成立相关的党派，在政治上复兴东德。
“我们的目标不是逆转统一，”组织领袖，前东德社会学家克劳斯·贝格尔说，“而是在统一后的德国内部，保留一个记忆的飞地，一个批判的视角，一个替代性想象的种子。”
“当未来德国遇到危机时，人们可能会回望：是不是我们当初抛弃东德的一切太快了？”
“是不是有些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遗忘了？”
“那时，我们保存的种子就会发芽。”
89年11月至1990年5月，两德统一谈判期间。
这是资产转移的黄金窗口：东德政府仍在运转但已无力全面控制，西德尚未接管，法律处于灰色地带。
90年1月，耶拿，卡尔·蔡司·耶拿工厂。
这座工厂生产着全世界最顶级的光学镜头，特别是军用级潜望镜，导弹瞄准镜，卫星侦察相机镜头。
三条最先进的镜头镀膜生产线，一套电子束光刻机。
17名核心工程师及家属。
全部光学设计软件源代码，镀膜配方数据库，质量控制手册。
被偷偷转移。
相关的管理层的账户里，多出了一笔“股票分红”。
全程由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退役人员组成的“安保公司”护卫，他们也被九黎收编了。
90年3月，德累斯顿，东德中央机器人研究院。
这里是东德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研究的核心。
拥有独特的技术路线：强调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而非西方追求的高精度重复作业。
研究院院长赫尔穆特·容教授面临抉择：统一后，研究院肯定会被并入西德的研究体系，自己的研究方向“社会服务型机器人”可能被砍掉。
面对这种情况，九黎提出的方案是：“整个研究院，搬到九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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