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为了重病母亲的医药费 (第1/2页)

笔尖悬停，墨色凝滞，仿佛时间本身也在这间昏暗的出租屋里放缓了流速，胶着在“罗梓”二字上方的虚空。李维平静的声音，关于“天价报酬”与“天价违约”的冰冷陈述，如同最精密的解剖刀，已经将那份协议的血肉与骨骼、蜜糖与砒霜，都清晰地剖开，陈列在罗梓面前。
　　
　　他“明白”了。明白这交易的本质，明白自己将要踏入的是怎样一个华丽的牢笼。理智、尊严、愤怒、恐惧……所有这些情绪，在最初的剧烈冲撞后，似乎都被一种更深沉、更庞大的存在缓缓压平、碾碎，化为粉末。那存在，像一座无形的大山，从他辍学那天起就悄然落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此刻，终于将他彻底压垮。
　　
　　那座山的名字，叫“母亲的医药费”。
　　
　　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遥远的忧虑，是每天睁开眼就要面对的、具体到每一分每一厘的、冰冷的数字，和数字背后母亲日渐衰弱的呼吸、浮肿的脚踝、透析时紧蹙的眉头，以及那双望着他时，总是盛满愧疚与不舍、却竭力掩饰的眼睛。
　　
　　李维口中那一条条、一项项被“覆盖”的费用，像是一把把钥匙，试图打开罗梓心中那扇锁死了太久、锈迹斑斑的、名为“希望”的门。可每把钥匙，都连着一条冰冷的锁链，要拴在他的脖颈上。
　　
　　“每月一万元的透析费……”罗梓的嘴唇无声地翕动，目光没有焦点，仿佛穿透了眼前斑驳的墙壁，看到了第三人民医院肾内科那间总是弥漫着消毒水和某种难以言喻的衰弱气息的透析室。母亲每周三次，每次四个小时，躺在那张冰冷的床上，鲜红的血液被引出体外，在机器里循环、过滤，再输回那具早已不堪重负的身体。每一次穿刺，母亲都会微微侧过头，不让他看到针头扎进血管时那瞬间的抽搐。每一次结束，她都会在轮椅上坐很久，才能攒起一点力气，对他虚弱地笑一下，说：“没事，妈好多了。”可那苍白的脸色和眼底深深的疲惫，骗不了人。
　　
　　一万元。仅仅是一个月维持现状、不恶化、不出现意外的“门票”钱。为了这张门票，他像一头被鞭子驱赶的驴，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梭，追逐着每一单可能多几块钱小费的订单。暴雨、烈日、深夜、拥堵……所有恶劣的天气和路况，对他而言都意味着“机会”，因为别人不愿意跑的时候，平台补贴会高一些，加小费的客户也会多一点。他的电动车换过三次电瓶，摔过无数次，最严重的那次手臂骨折，他只用最便宜的夹板固定了半个月，就咬着牙继续用一只手骑车送餐。因为停工一天，就意味着母亲的治疗可能要被推迟，或者要用上那本已见底的、预备给突发状况的“救命钱”。
　　
　　“并发症及突发状况处理费用……月均预备金三千至五千……急性加重单次数万元……”
　　
　　李维的声音，像冰冷的旁白，唤醒了更深的梦魇。他想起了半年前那个深夜，母亲因为高钾血症突然昏迷，被紧急送进抢救室。医生下了病危通知，那一夜，他瘫坐在抢救室外的走廊里，手里攥着刚刚从几个工友那里凑来的、还带着体温的几千块钱，听着里面仪器单调的嘀嗒声，感觉自己正悬浮在深渊之上，脚下是名为“失去”的、永恒的黑暗。抢救过来了，但后续几天的住院治疗，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还欠了医院八千多元。那八千多元，他用了整整三个月才还清，那三个月，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除了送外卖，还在凌晨去批发市场帮忙装卸货物，体重掉了十几斤，有一次送餐时眼前发黑，差点撞上公交车。
　　
　　“肾移植相关费用……预留专项款项……六十万至八十万……全额承担……”
　　
　　肾移植。
　　
　　这三个字，曾是他不敢触碰的禁区，是悬挂在绝望深渊最深处、一缕微弱到几乎不存在的星光。他知道这是母亲理论上最好的出路，但每次在网络上搜索相关信息，看到那令人窒息的手术费用和后继抗排异治疗的天文数字，他都像被烫到一样迅速关掉页面。那不是希望，那是更残酷的嘲讽，提醒着他自己的无能和渺小。他甚至不敢和母亲的主治医生刘明磊深入讨论这个话题，怕给对方，也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幻想。
　　
　　六十万到八十万。
　　
　　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这是一座需要他用一生去攀登、却很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触及峰顶的、珠穆朗玛峰。是他所有疲惫、挣扎、绝望的根源，也是他所有坚持、忍耐、活着的唯一理由——尽管这个理由，本身就像是在用一根细线吊着千钧重物，不知何时会崩断。
　　
　　而现在，李维，这个代表韩晓的男人，用如此平静、如此笃定的语气告诉他，这座山，有人愿意替他搬走。不仅搬走，连山下的碎石、周围的沟壑（并发症），都一并填平。条件是，他要把自己未来的一年，或许更久，典当出去，成为那个搬山人的所有物。
　　
　　“为了重病母亲的医药费……”
　　
　　这个念头，像一道贯穿了他整个灵魂的闪电，瞬间照亮了所有晦暗的角落，也焚毁了最后一丝摇摆的灰烬。不是为了他自己苟活，不是为了逃避法律惩罚（尽管那恐惧同样真实），甚至不是为了那每月五千、带着施舍和监控意味的“生活保障金”。
　　
　　只是为了，母亲能活下去。有尊严地，不那么痛苦地，甚至……有希望地，活下去。
　　
　　他想起父亲刚去世时，母亲抱着他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红肿着眼睛对他说：“小梓，妈就是捡破烂，也要供你读完大学。”后来母亲病了，他辍学了，母亲拉着他的手，眼泪直流，反复说：“是妈拖累你了，是妈不好……”他当时用力摇头，说：“妈，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别说傻话。”
　　
　　“养你老”。他说得轻易，做起来却如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母亲的病是个无底洞，他拼尽全力扔进去的，不过是杯水车薪。每一次看到母亲因为治疗费用而焦虑，因为拖累他而自责，他都感到心如刀绞。他曾无数次在深夜里，对着出租屋潮湿的天花板发誓，只要能让母亲好起来，他什么都愿意做。
　　
　　如今，“什么都愿意做”的机会，以一种最不堪、最屈辱、最彻底出卖灵魂的方式，摆在了他的面前。
　　
　　他能拒绝吗？
　　
　　如果他拒绝了，明天，或者后天，母亲的透析费就会告罄。医院或许还会通融一两次，但之后呢？停药？停止透析？他看着母亲在痛苦中挣扎，直至生命一点点流逝？
　　
　　如果他拒绝了，母亲下一次并发症发作，他还能拿出几千、几万块来救命吗？他难道要再一次跪在工友面前，乞求那点杯水车薪的援助？
　　
　　如果他拒绝了，肾移植就永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母亲将终生被困在透析机上，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在越来越频繁的并发症和越来越差的生存质量中，走向那个可以预见的、并不遥远的终点。
　　
　　而他，在“拒绝”之后，很可能立刻会失去自由。报警，立案，审讯，判决……他将带着“强奸犯”的烙印，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岁月。母亲怎么办？谁会照顾她？谁会为她支付医疗费？她会带着“儿子是罪犯”的耻辱和对儿子的无尽担忧，在病痛和心碎中孤独地死去。
　　
　　不。绝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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