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三章：潮头 (第2/2页)

“春潮”项目阶段性成果汇报会刚刚结束。院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肯定犹在耳边，一份盖着红章的正式通知也几乎同时送达他的手中——《关于选派优秀青年科研骨干参与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化前沿实践计划”的通知》。他被列为重点考虑人选。
　　
　　计划内容极具诱惑力：脱离相对纯粹的科研环境，进入市里与几家大型电子企业联合成立的“先进微电子材料中试基地”，直接参与将实验室成果推向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攻坚。这意味着更高的薪酬、更贴近市场的视野、更快的成果转化可能，也意味着……“春潮”项目后续更深入的基础研究，他可能无法主导，甚至要完全移交。
　　
　　导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望城，‘春潮’项目是你一手带起来的，现在刚见起色，后续的机理深化、性能极限探索，还有很多重要工作。你是最适合的人选。去那个中试基地，固然是条快车道，但环境复杂，指标压力大，很多时候身不由己，未必有利于你长远的学术发展。”
　　
　　企业方的代表则说得更直接：“谢博士，你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现在深圳乃至全国，缺的不是论文，是能实实在在转化成产品、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技术。中试基地就是桥梁。这里有你施展拳脚的更大舞台，也有更现实的回报。‘春潮’的初步成果很好，但离能用、好用、成本可控，还有距离。我们需要你来缩短这个距离。”
　　
　　谢望城站在人生的一个岔路口。一边是熟悉的实验室，相对纯粹的科研探索，沿着既定方向深耕，可以预期安稳的学术生涯和成果积累。另一边是充满未知和挑战的产业化前线，那里有更快的节奏、更复杂的变量、更直接的成败压力，但也可能更早地看到自己的研究改变现实。
　　
　　夜深了，他独自留在实验室。仪器已经关闭，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灯发出幽微的光。他拉开抽屉，又一次取出那张“无名岛”示意图的复印件。图纸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更加模糊不清。
　　
　　祖父当年，在已知的台北隐蔽战线和未知的海外营救任务之间，选择了后者。那不是基于利弊分析，而是基于信念与情义，基于对“更重要之事”的直觉判断。那个选择，将他引向了生命的终点，也铸就了精神的永恒。
　　
　　自己此刻的选择呢？留在“春潮”项目，是在已知的、相对可控的领域内继续掘进；前往中试基地，则是跳入一片更广阔、也更汹涌的“产业化”之海，那里有市场的风浪、资本的礁石、工艺放大的种种不确定性。
　　
　　他问自己：当初选择回国，选择投身半导体材料研究，最深层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发表更多高影响因子论文，在学术圈内奠定地位？还是真的想为解决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贡献一点实实在在的力量？
　　
　　答案，其实一直在他心里。在伯克利实验室看到那些最先进设备上的“出口管制”标签时，在听到国际会议上某些同行略带傲慢的谈论时，在“春潮”项目一次次攻坚却依然感觉距离实际应用遥远时，那个答案就越来越清晰。
　　
　　产业化之路，或许不如基础研究那样“阳春白雪”，甚至可能充满挫败和琐碎，但它是将知识转化为力量的必经之路。祖父探的是救人的路，是绝路；父亲在武陵山探的是改革求生的路，是险路；那么自己，去探一探科研成果落地的路，纵然也是未知的、充满挑战的海域，不正是家族血脉里那种“向难而行”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吗？
　　
　　他将图纸慢慢折好，放回原处。心中那把火烧得更旺，却不再灼人，而是带来一种清晰的、破釜沉舟般的平静。
　　
　　第二天，他分别向导师和企业方代表给出了自己的答复。对导师，他表达了深深的感激和歉意，承诺会妥善安排好“春潮”项目的交接，并保持学术上的关注与合作。对企业方，他接受了邀请，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他需要一支精干的、有研发热情的小团队，并且中试基地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支持基于产业化反馈的、更深层次的应用基础研究。
　　
　　“我不是只想做一个技术转化工程师，”他对企业代表说，“我想成为连接实验室与生产线、当下与未来的那座‘桥’的一部分。这可能需要我们双方都做出一些改变和妥协。”
　　
　　他的选择，在科学院内部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人赞赏他的魄力，有人惋惜他的“偏离”，也有人冷眼旁观。谢望城没有过多解释。他只是更加忙碌，一边加快“春潮”项目的收尾与移交，一边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生产线管理、成本控制、供应链知识，并频繁前往未来的中试基地熟悉环境。
　　
　　热浪依旧，但他的方向已然确定。他仿佛能看到，在祖父消失的那片东南海域的更远方，在父亲奋战的武陵群山的更前沿，一片属于技术转化与产业创新的、更加波澜壮阔的海洋，正在向他展开。他调整着呼吸，检查着自己的“航具”和“罗盘”，准备扬帆，驶向新的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