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奥运来了（2） (第2/2页)

给谢超打工的这段时间，感觉把我一辈子的力气都使完了。每天过得既充实又疲惫，既恍惚又漫长。而距离开学的日子，也便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和高强度工作中，一点点近了。
　　
　　8月25日开学，我打算买23日北京-乌鲁木齐的火车票。车票提前10天开售，8月13日一大早刚过8点，趁着谢超三人还在熟睡，我便跑到距离最近的火车票代收点排队买票。我以为自己去得早，好买票，结果到了才发现，代售点前面已经排了很长的队，足有20多人。因为直达的火车班次很少，我很担心自己买不上硬座票。看着前面慢慢蠕动的队伍，不免有些心急如焚。
　　
　　轮到我的时候，一问售票员，发现还有硬座。付完钱，看着售票员出完票，我悬着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回去的路上，我先在早餐店吃了油条和小米粥。一边吃，一边盘算着时间，猛然间发现，从8月5日到8月25日，满打满算才不过20天——不对，应该是19天，因为车次是上午10点出发，这意味我最迟9点就需要出发去西站了。原本跟谢超说的是干1个月，这时忽然有点犯难，该如何跟谢超解释，成了我心头挥不散的乌云。
　　
　　9点半回到住所时，三人仍在熟睡。谢超昨天又熬夜了，我便只好耐心地等着他睡到自然醒。
　　
　　中午12点半以后，明明和王磊陆续起床了；到下午2点多钟，谢超也终于睁开了眼。待他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准备盛一碗温热的小米粥，吃上一口饭的时候，我才忐忑地跟他说起买火车票的事情。
　　
　　“谢超，有个事情需要跟你说一下。”
　　
　　“啥事，说吧。”谢超从碗橱取出一双筷子，然后坐在板凳上，俯身大口喝小米粥。
　　
　　“我可能干不了一个月了。”我不好意思地说道。
　　
　　“为啥？”谢超停下动作，侧头看我一眼。
　　
　　“因为学校25日开学，火车需要30多个小时，所以我得提前走。”我低着头，不敢看谢超。
　　
　　“票买好了吧？”谢超咬下半口馒头，用筷子夹上一块腌咸菜，一起塞到嘴里咀嚼。
　　
　　“嗯，早上买了。”
　　
　　“哪天的车票？”谢超温和地问道。
　　
　　“23日上午10点的。”自知干的时间不会长，我便赶忙自我检讨说，“本来说好一个月的，结果满打满算才19天，真是太不好意思了，是我算错了时间。”
　　
　　“你这误差有点大呀！亏你还是大学生，数学水平不行呀！哈哈！”谢超大声笑着。我自知无可辩驳，只好搔搔头。
　　
　　“我走了，你到时咋办呀？这么忙。”自己一走了之到底有些自私，我不免为谢超他们担心。
　　
　　“没事，忙的话，我临时招个小时工就行。”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听他这么多，我宽心不少。
　　
　　“你23日走的时候，我开车送送你！”谢超不忘关心我。
　　
　　“不用麻烦了，我坐公交或地铁就行，东西不算多。”
　　
　　“那也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如果需要帮忙，就提前说一声。”
　　
　　“嗯。”我点点头。接着，便像后事办妥一般，长舒一口气。
　　
　　还有9天时间，9天之后，我将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力解脱出来。当然，同时带走的，还有沉甸甸的2千多块钱(三分之二月工资)。虽然比预想的少一些，但总比在家吃干饭强，而且2千块钱，也将近1年的伙食费了。
　　
　　忙忙碌碌中，1周时间倏忽而逝，8月23日已经越来越近了。距离上次表哥来看我，已经过去10多天。我打算临走前再去表哥那里坐坐，顺便跟他告个别。为了不耽误下午干活，我决定17日周日上午去找表哥，中午吃完饭便回来。
　　
　　电话里提前跟表哥打了招呼，听说我要过去，他很开心。
　　
　　17日当天，天气依旧炎热无比，我去时穿着白色T恤，不等到表哥住所，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前胸后背。
　　
　　表哥怕我忘了楼层，说要在小区门口接我。我原想去附近超市买个大西瓜送过去，结果在超市里，竟然碰到了正在买菜的表哥。临结账时，表哥执意要一起结款。我再三推脱不成，最后只好顺从。
　　
　　表哥的房间还是老样子——才十多天，也不可能有什么变化。距离中午还有两个小时，我们便漫无边际地闲聊。讲讲我最近帮谢超卖烤串的经历，聊聊奥运会，说说开学日期，最后又说到家里。
　　
　　父母一直以为我在表哥这里待着，结果前两天打电话过来，才知道我去初中同学那里帮忙卖烤串了。这事怪我，没提前告知父母一声，让二老担心了。于是，趁表哥洗菜做饭的空挡，我赶忙借表哥的手机，给家里打过去电话。
　　
　　接电话的是母亲，一上来母亲就一通埋怨，怪我十多天不跟家里联系。我连连道歉，并说自己能打工挣钱了，有初中同学罩着，不用担心。母亲听完，才稍有宽心；父亲则嘱咐我注意身体，不要太辛劳，挣多挣少不要紧，要紧的是身体。奶奶听完，也在旁边插上两句关切的话。
　　
　　随后，我跟父母说了买票回学校的事情。因为时间紧，就不回老家了，让他们二老保重身体。父母反复说着没关系，但我心里忽然万分愧疚——都说考上大学的孩子，再回家就成了客人。暑假40多天，我在家陪父母的时间不过2周而已，倒真成了“客人”。
　　
　　跟表哥吃完午饭，坐着闲聊几句，便把买的大西瓜切了一半来吃。因为午饭吃得多，西瓜只吃了2-3瓣。下午2点多的时候，我便准备告辞。谢超那边差不多要准备穿串了，我该回去帮忙了。
　　
　　西瓜剩了很多，表哥说他自己吃不完，待会送给同屋的邻居吃，我笑笑说，这样挺好，只是为表哥破费了30多元而感到惋惜。
　　
　　回到谢超那里，刚好赶上他们穿串，换好衣服和拖鞋，洗洗手，我便跟平时一样，坐在小板凳上，熟练地加入到队伍当中。
　　
　　穿完串，便坐上谢超的面包车，一行四人一起去烧烤店。其后5天，都是同样的节奏。
　　
　　8月22日，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
　　
　　摊位上跟平时一样热闹，忙碌的人群穿行期间，吃烧烤的人谈天说地，嬉笑怒骂和啤酒的叮当声响成一片。平时我挺厌烦这聒噪之声的，尤其是把骂人当成口头禅的那些人，觉得他们很没素质。但今天我反而有些感叹和怀念——既是习惯了，也是因为今晚是最后一晚，明天我就要远赴新疆了。而明年还有没有机会再来，我也说不好。
　　
　　从晚上6点一直忙到10点，时间又过得不知不觉，当谢超让我自己先回住处的时候，我不禁有些恍惚，下意识地以为已是凌晨。看一下电视上的时间才发现，不过10点过一刻。
　　
　　“现在才10点多，这会儿回去太早了吧？”我不禁诧异。
　　
　　“你明天上午不还得赶火车吗？今天就先到这吧。”尽管跟平时一样，忙得几乎脚不着地，但谢超并没有忘记，我明天就要坐火车回学校了。
　　
　　“你坐我老乡的电车回去吧，他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我刚才跟他打过招呼了。”谢超用手指一下不远处正在取电车的一个瘦高个子男生。
　　
　　别看谢超平时一心只忙着自己的烧烤店，实际上他性格温和又好相处，跟很多人都自来熟。我们租住的小院十几户人家，都是哪里人，他几乎都记得住。也不知道他是如何一边忙着挣钱，一边“眼观六路，目视八方”的。
　　
　　“对了，这3千块钱你拿上。坐火车贴身放着，不行就先存银行——今天估计是存不了，时间来得及的话，就明天早点去银行存了。”谢超从随身的收钱包里，拿出一沓已经用捆菜的红色橡皮筋扎好的30张红色百元钞票——尽管很多张有褶皱，但都被他小心翼翼地压平了。
　　
　　“钱不是很新，别介意。”谢超笑着说道。
　　
　　“咋这么多？我才干了19天而已！”我心里一阵激动，下意识地接过那沓厚厚的钞票，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喜悦和满足。
　　
　　“这些天，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给你这么多也是应该的，你就收下吧。”
　　
　　听他这么说，我竟有些百感交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回去的路上，享受着迎面而来的凉风，我不禁又开始思索谢超刚才说的话。横竖因为多得了两千块钱，心里总有一丝愧疚和不安。为了找平衡，我不禁开始心算起烧烤摊的利润。
　　
　　据我估计，谢超这一个烧烤店，仅这19天，每天的流水便在2-3万上下，最差也有1万多。除去原材料、房租、水电、人工等各项成本，每月纯利润少说也有2万块左右。明明和王磊的工资差不多，都是每月6千上下，而给我开的工资其实不算高。这样想着，我心里便宽慰多了。
　　
　　回到住处，稍事休息，我便打包部分行李，等第二天一早，7点多钟，洗漱完毕，便打包剩下的一些行李。穿好衣服、鞋子，回头看一眼酣睡中的三人，心里默默做着告别，便提着行李，蹑手蹑脚地轻声关门而去。
　　
　　时间还充裕，在早餐店吃完早饭，才拉着行李，坐车去火车站。现金存银行，时间上来不及，于是我便放在了行李箱的一个裤子口袋里，和一堆衣服叠放在一起，这样路上被偷的几率还小一些。但因为路途遥远，中途免不了时不时抬头看一眼行李架上的行李，确保安然无恙，才肯放心。
　　
　　在北京的这20多天，对我的冲击很大，让我认清了一部分现实，同时也发现了生活的魔幻：如表哥那样本科毕业的人，如今，每月工资不过两千多元，而且还要勤勤恳恳，每周上满五天；谢超一个初中毕业的人，一个月到手的收入却有1万+，连一个小工挣得都比表哥多，并且时间相对自由！当表哥们还在为了多挣钱，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给别人打工时，谢超们已经挣得盆满钵满，早早实现财务自由了。
　　
　　2006-2010年前后，很多像谢超一样，来自农村，最多只有高中文凭的年轻人，靠着在大城市做烤串之类的生意，短短不到5年时间，便挣下了大几十万，不仅在县城买了房，有了自己的车，还风风光光地娶了媳妇，生了娃，过上了富足又儿女双全的美好生活。而像表哥那样，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即便辛辛苦苦打拼五六年也很难存下钱，更别说买车买房、娶媳妇了，连租一个靠近市中心的一居室或两居室，都得咬咬牙。
　　
　　给谢超打工的时候，我也几次露出羡慕的神情。但与我看法相异的是，谢超反倒羡慕我们这些所谓的大学生。因为对他来说，大学生不只是名称，更是一种身份，它代表有文化、有教养，代表未来充满着无限可能。可惜他这辈子是无缘了。因为没文化，只能做一些小买卖，挣钱的门路很窄。
　　
　　他知道自己不是上学的料，所以初中一毕业就出来了，不想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再去读高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学习这件事上，我认命。”
　　
　　对他而言，大学生属于另一个社会阶层，是向上跃迁的阶梯，而他只能陷在依靠体力劳动挣钱的宿命轮回里，并将希望寄托在下一辈身上——只是不知道，下一辈人会不会重蹈上一辈的覆辙。
　　
　　起初，我对谢超的羡慕之情并不在意，以致工作几年后，才逐渐领悟上大学的好处：简单来说，上大学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
　　
　　很早就进入社会，拼体力挣钱，看似赢在了起跑线，但后续的加速度有限。随着年龄增长，人的体能会下降，年长的人终会被年轻有体力的人所取代；而脑力劳动者则稍有不同，随着年岁的增长，智力和技能却是可以累加的，甚至会量变引发质变，在职场上跃上新的台阶。当然，职场也存在“35岁现象”，但待遇再差，往往也好过那些体力劳动者。
　　
　　最直白的例子是，这些如谢超一般卖烤串的人，往往没有社保和公积金的概念。每月一般也不会缴纳，到手的钱是多了，但长远看，却是提前消耗了自己的福利。因此，即便干到60岁，也不见得能拿多少养老金。反而需要为了家里的各种琐事和儿孙幸福，要一直干到实在干不动为止——而这样的例子，谢超跟我讲过不少。对他们来说，打工挣钱没有退休一说，只要缺钱花，但凡还有力气，他们便要一直干下去。而他们也普遍缺乏安全感，不像脑力劳动者，有更多安全保障。
　　
　　我以为谢超不会成为那样的人，然而不幸找上门的时候，从不跟你提前打招呼。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七八年后，我才从另一个初中同学那里听说了谢超的不幸。
　　
　　我还没毕业时，谢超便已在县城买了房子和车子，并把老婆孩子接到县城生活。结果第二年，赶上父亲生了一场大病，仅治疗费便花掉几十万。为了治病，市医院、省医院都跑了个遍。虽然国家已经普及了新农合，但能报销的费用十分有限。为了手术费，谢超只好把房子和车子卖掉，姐姐和姐夫那里又凑了五六万，外面又借了四五万的外债，这才凑够了手术费和住院费。结果钱花了，在医院ICU病房住了小半个月，却还是没能挽救父亲的生命。给父亲办完后事，谢超便马不停蹄开始挣钱还外债。靠起早贪黑继续卖烤串，3年后，总算是还清了外债。结果刚轻松半年有余，又赶上大儿子患上肥胖症，他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无果，2年后，儿子也撒手人寰。
　　
　　好在他还有一个小儿子，后来总算健健康康地长大了。随着儿子越长越大，谢超身上的压力却一点没有减少。为了儿子在县城读书，谢超又借钱凑了房子首付，买了一个小一居，想着等将来挣钱了，再换个大一点的房子。儿子学习成绩还不错，将来也很有希望上大学，但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谢超的焦虑感，因为将来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
　　
　　奥运会过后，北京对户外烧烤的管控开始放松下来，由此导致户外木炭烧烤又开始卷土重来。为了严肃整治这一乱象，2013北京又发布了《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加大了户外烧烤以及室内烧烤的执法力度。这一波行动，导致很多烧烤摊贩关门歇业，谢超的烧烤店也受到了一定冲击。因为烧烤炉过滤器不合规，谢超只能重新采购，而这一折腾下来，不仅耽误小半个月的生意，更增加了经营烧烤的成本压力，加之房租年年涨，但收入却大不如前。
　　
　　即便如此，总的算下来，在北京做烧烤也比老家做买卖划算。而且回去能干什么，干什么才能养得起全家，也是个大问题。
　　
　　谢超早就有了回老家陪伴老婆孩子的念头，但他想多挣几年钱再回去。因为房子贷款尚未结清，换大房子也遥遥无期，因此，什么时候是个头，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表哥那边，自从我毕业参加工作后，他的生活才渐渐有了起色。
　　
　　因为表哥的工作能力突出，3年后，职位逐渐从普通职员变成了小组长，而工资也有了较大幅度提高。表哥终于搬出了那个只要500元房租的局促合租屋，找了一个2000左右、稍微宽敞一些的正规三居室合租房。
　　
　　再往后2年，因为努力，加上一点点运气，表哥领导的一个项目，为公司带来超额利润，因此被公司领导赏识和重用，并破格提拔为部门主管。而后3年，因为部门改革，表哥开始涉足当时大火的移动短视频业务，并且屡创佳绩。再之后2年，表哥被被一家竞品公司看中，并以双倍薪资挖了过去。如今，表哥已经在新公司熬到部门经理级别了。
　　
　　表哥终于不再与人合租，而在公司附近花6千元租了一个正规一居室，户型朝南，还有一个小阳台，上班走路只要10分钟。
　　
　　表哥在32岁结了婚，表嫂是北京人，结婚第二年便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买房之后，表哥和表嫂的压力不小，每月房贷2万多，但好在两人工资不低。如果不出意外，用不了6年，他们便能还清300多万的贷款，此后便是无尽的美好生活。
　　
　　当然，表哥的坚持和幸运，我上大学时还无法预见。但这也也间接刺激了我，激发了我拒绝留在新疆，而决定奔赴北京，寻找人生更高价值和意义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