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5章 莱昂纳尔的新连载！ (第1/2页)
虽然莱昂纳尔对这场占领运动不看好，但是他也不想看到一群受他影响的市民真的死在那里。
他的目的也从来不是为示威者争取胜利，因为胜利根本不可能，1882年的法兰西也不存在暴力革命的民意基础。
这次行动是为政客们制造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
如果你们选择镇压，你们面对的将不只是无名的人群，而是一个被记录、被注视、将被写入公共记忆的场面。
某种程度上，莱昂纳尔和其他在场的艺术家在替国家承担道德成本，迫使它不要按习惯，用最廉价的方式解决问题。
那就是暴力镇压，派军队，开枪，抓人，完事。成本低，效率高，而且“有效”。
但如果有几十个作家、画家、诗人在旁边看着，在画，在写，在记……那成本就高了。
政客得考虑自己会不会成为历史里的恶人，会被后人唾骂。这个成本，他们付不起。
但这也是有限度的，艺术家们只能逼政客们不流血，不能逼他们彻底让步。
因为彻底让步的成本更高——那会动摇整个制度。
而动摇制度的成本，他们宁可流血也不会付！
所以在历史即将以最粗暴方式碾过普通人时，艺术家们一起伸出手按住了双方。
煽动占领者去死，艺术家们负不起那个责；劝说他们回家，艺术家们没那个资格。
所以他们只有站在那儿，看着，让双方都知道有人在看。
莱昂纳尔认为，这是他们在昨天那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也是唯一应该做的。
在几人分开之前，左拉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如果……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场有可能胜利的斗争呢？
有组织，有纲领，有策略，有力量。那时候我们还只是看着吗？”
莱昂纳尔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到那时，我们会知道该做什么。但现在不是那时。现在只是一群人因为一时的绝望而聚集，而绝望本身不是武器。
而且，真正有胜利可能的斗争，也不需要我们站在高处看，它会自己找到路的！”
——————————
公社以后，巴黎第一场大规模的市民占领运动，引发的震动当然远不止几个作家的感慨。
《费加罗报》头版社论的标题是《一场没有流血的对话》。
文章写得很长，详细描述了对峙的过程、艺术家的出现、政府的回应、议会的决议、人群的散去。
文章最后写道：
【这是共和国第一次在金融灾难面前，没有选择沉默或者逃避，而是选择了对话与调查。
也许调查不会有理想的结果，但至少，程序启动了。而启动程序本身，就是承认公民有权质问，有权要求解释。】
《小巴黎人报》的标题更直接，《艺术的力量》。
文章聚焦在艺术家们身上，尤其是莱昂纳尔·索雷尔和他的《老人与海》。
文章写道：
【当银行外墙挂上那幅《老人与海》的海报时，这场运动就变成了艺术与政治的碰撞。
索雷尔先生没有说一句话，但他的存在，他的作品，已经为这场运动赋予了崇高的意义。
这是文学影响社会、影响国家的典范事件——它为普通人提供了一种能够理解并表达自身处境的方式。】
《共和国报》相对保守，标题是《危机暂时缓解，而考验刚刚开始》。
文章提醒读者，调查才刚刚开始，真正的难题在后面。
但文章也承认，占领运动能以和平收场“出乎意料”，并且“为未来处理类似危机提供了某种先例”。
《高卢人报》最阴阳怪气，标题是《艺术家们的新舞台》。
文章暗指左拉、索雷尔等人利用危机刷存在感，把严肃的政治经济问题变成了“个人表演”。
但即使这样，文章也不得不承认，这场“表演”确实起到了作用——政府不敢动武了。
这些报纸在咖啡馆、酒馆、沙龙里传阅。人们读着，议论着……
————————
占领运动结束后的几周里，随着舆论的发酵，巴黎的政治空气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那些留在波旁宫，没有逃跑的部长们，夏尔·德·弗雷西内、阿道夫·科什布吕、儒勒·费里，站在了道德高地上！
报纸对他们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
《费加罗报》在一篇评论中写道：【他们是在最危险的时刻，没有犯错的人。】
这句话很快传开了。
“没有犯错”这个评价在第三共和国的政坛上，简直像是勋章！
在这里，政客们通常的成就是“犯的错比别人少一点”。
而现在，竟然有人被公认“没有犯错”？
总理弗雷西内很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
他在议会发表演讲时说：“在那个夜晚，我们面临选择——是动用武力，维持所谓的‘秩序’，还是相信共和国的制度，相信对话与程序的力量？
我们选择了后者。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相信——相信这个国家有能力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
议员们献上了热烈的掌声，就连反对派的议员也不敢公开抨击他。
现在谁要是说“应该镇压”，第二天就会被报纸骂成“嗜血的屠夫”。
谁要是说“让步太多”，就会被质问：“那你当时在哪里？在去瑞士的马车上吗？还是在去英国的轮船上？”
逃跑的部长们成了反面教材。
财政部长马蒂厄第一个撑不住了，调查委员会成立后，他就提交了辞呈，措辞很委婉，说是“因健康原因”。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