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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0章 义利之辩

第260章 义利之辩 (第1/2页)

大明的和尚都有不俗的儒学造诣。
  
  法严和尚也是如此,他自身的儒学造诣很高,对儒家几个流派都能说上两句,毕竟每年法严寺都要接待很多读书人,就是再没悟性,听着听着也就会了。
  
  法严和尚问道:
  
  “你们儒家不是最重视义利之辩吗?”
  
  何心隐道:“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法严和尚点头说道:
  
  “何公这句话,不是违背圣贤的教导?”
  
  何心隐摇头说道:
  
  “先师的话当然没错,但是后世的解释错了。”
  
  “啊?”
  
  何心隐道: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
  
  “这句话历代就解释错了。”
  
  “先师所在的时代,君子是指‘劳心者’,也就是食肉者。与此相对,小人就是‘劳力者’,也就是平民和奴隶。”
  
  “这句话应该这么解,要对士人提出道德要求,让他们遵守,对于普通百姓则要拿出实际好处,引导他们活下去。”
  
  “这就是我说的,‘君子要先言利,再言义’,对百姓要利在义先,先要用利来引导他们走上正途,然后再对他们提出义的要求。”
  
  法严和尚愣住了,还能这么解释?
  
  你们读书人真会玩啊,我们和尚解读佛经可没这么厉害。
  
  不过这也是正常的,所谓“我注六经”,历代大儒都是这么玩的,当年朱熹王阳明也干过,何心隐这么干也不奇怪。
  
  但是这和办学校有什么关系?
  
  何心隐说道:
  
  “大师,我要办的,不是让人读书参加科举的学校,而是让百姓掌握一技之长的学校。”
  
  何心隐掰着指头说道:“京师普通的杂工,一个月不到两银元,但能写能算的账房,一个月最少也是五个银元的收入。”
  
  “同样是工匠,懂得尺规作图的也能多一倍的收入。”
  
  “还有读书人做讼师的,能打民律官司的,也要比普通讼师倍增收入。”
  
  “这世上也并非读书科举这么一条路,总有人要试试其他道路,而我这个学校,就是引他们入门的。”
  
  “这就是有利,有了利引导,然后再通过读书明义,等生员学成后又能有自食其力的能力,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所以我办这个学校,自然是要收费的。”
  
  听到这里,法严和尚明白了何心隐的想法,这等于是传授谋生技能的学校。
  
  这么一说,似乎还真的可行?
  
  别的不说,如今楞严寺管理库房的和尚,要学习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
  
  原本楞严寺的账目很简单,主要收入就是三块,香客捐献、僧田产出和高利贷收入。
  
  这三块,其实都和账房没多大的关系。
  
  香客捐献,要防的是僧人贪墨,僧田产出,主要是管理佃户。
  
  高利贷收入最简单了,楞严寺为何能有那么多武僧,那不就是为了高利贷催收业务训练的吗?
  
  可现在不同。
  
  法严和尚是个聪明人,他已经意识到了时局的变化,做好了转型准备。
  
  而事实证明,楞严寺的提前转型,才是楞严寺能在京师寺院中崛起的关键。
  
  现如今,寺院三大业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香客捐献影响最大。
  
  这件事还和苏泽有关。
  
  明代寺院,除了金融功能外,也要给香客提供文化需要,这就是讲经。
  
  无论是东方的讲经,还是西方的布道,其实和说书差不多,就是要用通俗的佛教故事来教化百姓。
  
  而更多百姓去佛寺听经,也不是为了受教去的,而是在这个缺乏娱乐的时代解闷。
  
  当然,听着听着就皈依我佛也是正常的。
  
  总而言之,讲经是佛教的“拉新”手段。
  
  而随着报纸出现,娱乐方式更丰富了,更少的人愿意来佛寺听讲经了。
  
  讲经?能有《西游记》好玩?
  
  当然,原本虔诚的信徒还是会捐献香火钱的。
  
  但是没有新的信徒,等原本的信徒老死,那时候就已经晚了。
  
  除此之外,僧田的产出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这倒不是说僧田的产量低了。
  
  而是京师粮价日趋稳定,僧田产出的利润减少,而且京畿地区的地租也很难收上高租息。
  
  最后就是高利贷生意了。
  
  当然,寺院的高利贷一般叫做“长生库”,名义上寺院和信众的互助金库。
  
  但实际上这年头的贷款基本上都是高利贷,九出十三归都是正常操作,两三倍利息才是常规的。
  
  不过《大明民律》出台后,官方也对最高利息进行了限制。
  
  官方的标准时唐宋时期的官方标准,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李一元考证了青苗法,“二分(利息)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认为这是明代以前的合理官方利息,所以限定这个数额为官方利息。
  
  而民间贷款,不能超过官息的两倍,也就说四分利息是官方承认的,超过部分就不认了。
  
  虽然苏泽依然觉得很高,但是想到这是大明,其实能给最高利息做出限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了。
  
  而因此而来的诉讼,在镇抚司民案司的几次判决后,都偏向了借钱一方,否认了出借方高息的合理性后,寺院的高利贷生意大受打击。
  
  当然,绕过这些也是有办法的,可这同样需要寺院有精通法律和财务的人才,精心设计新的借贷合同才行。
  
  其他寺院都在三大支柱受到冲击的时候摇摇欲坠,但是楞严寺则越发兴旺。
  
  法严方丈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他提前做好了转型的准备。
  
  比如何心隐的《新乐府报》,就有楞严寺的投资在其中。
  
  早在《新乐府报》的编辑部还在楞严寺的时候,法严方丈就主动入股。
  
  如今《新乐府报》已经是全国发行量第二大的报纸了,是发行量最大的民报。
  
  何心隐每个月都会给楞严寺分红。
  
  除了报纸之外,楞严寺积极投资了很多产业,包括法严方正最成功的一次“投资”,将部分僧产捐献给朝廷办水晶宫博览会,给楞严寺获得了巨大声望。
  
  但是产业的变化,就对寺院的库房账目管理提出了更好的要求。
  
  投资的账目管理,可要比放贷收租复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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