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司马冏主持赏罚 (第1/2页)

六月丁卯，齐王司马冏率四十万大军抵达洛阳，顿兵于洛阳城南通章署。
　　
　　此时征北、征东、征西三大军司齐聚洛阳，六十万大军进驻京畿，真是前所未有的盛况。即使是当年晋文灭蜀、晋武平吴，朝廷也不过是动员了二十万大军罢了。可现在，尤其是晋武帝推行了近二十年偃武令后，三大军司竟然还能拉出这样一支规模骇人的队伍，可以说，晋朝举国上下，大概近七成的兵力，都汇聚此地了。
　　
　　而随着义军营垒一南一北，如同双翼般将洛阳团团包围，一阵风吹来，漫天的幡旗好似云海翻腾。人们才对六十万这个数字产生了实感：啊，原来像洛阳这么巨大的城市，也是可以为军队所包围的。
　　
　　军队和刀兵是最直观也最无可反驳的力量，这也意味着，现在洛阳，乃至整个帝国的所属，实际上已不在朝堂上的天子与公卿们，而在于组织起这场军队的几位领袖，他们将决定整个帝国未来的命运。
　　
　　若是他们同心协力，合舟共济，重塑帝国的秩序，说不定帝国就能从此走上正轨，再次走向兴盛与繁荣。可若是他们心怀鬼胎，各谋私利，不仅不能谈成统一的和约，反而决裂，乃至刀兵相向，那帝国立马就会四分五裂。
　　
　　因此，洛阳上下，无论是权贵高官，还是黎民百姓，所有的目光，所有的耳朵，都在窥探打听相关的动向，就好像此事干系到自己的性命一样。
　　
　　齐王司马冏身为义军盟主，当然是该由他来召开会议。但司马冏并没有第一时间举行此事，他进京之后，先是拜见天子，然后到太庙拜祭列位先帝，又说麾下繁杂，为了维持京畿治安，要先忙着约束部下，整顿军纪，继而一连数日，都没有要议事的表态。
　　
　　就在旁人对此不知所措时，卢志很快做出了判断，对司马颖与司马乂说道：“齐王殿下想要我们先表态，再次奉他为盟主，确定主次之分，然后再召开议论。”
　　
　　随后他又建言道：“便应允了他，也没什么不妥，齐王确实是盟主，这也不过是虚名罢了。借此机会，正好可以表明我们无意争权的诚心。”
　　
　　于是次日，司马颖与司马乂上表天子，以齐王司马冏是倡义首功，勤王元勋为由，册封其为大司马，加九锡，备物典策，皆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当天子把诏书颁发到齐王府中，司马冏果然大喜，勉强推辞了这一次封赏后，便立即拟出一份名单，邀请名单上的的客人到府上议事。
　　
　　这份名单并不长，不过十几人，但可以说是这次勤王义军的最核心者。
　　
　　参会时，这些人不过好似平常装扮，或带头巾、幞头，或用簪子挽住头发，身穿常见的绸制袍服，只带了表明身份的印绶，或跪坐或盘腿坐在席子上。
　　
　　征东大将军司马冏一身红色戎服，头戴头巾，在居中上首坐着。
　　
　　其余坐在上首的是：
　　
　　镇北大将军、成都王司马颖；
　　
　　领北中郎将、常山王司马乂；
　　
　　南中郎将、新野公司马歆。
　　
　　列席下座者有：
　　
　　龙骧将军、齐王左长史董艾；
　　
　　镇东军司、齐王从事中郎葛旟；
　　
　　讨逆护军、齐王参军路秀；
　　
　　成都王左长史、邺令卢志；
　　
　　成都王左参军、冀州刺史李毅；
　　
　　扬威都护、平昌侯赵骧；
　　
　　常山内史、安乐公世子刘羡；
　　
　　前宁朔将军、宣城公刘弘；
　　
　　太原内史、成平子刘暾；
　　
　　河间王长史、征西军司李含；
　　
　　河间王参军、镇西军司张方。
　　
　　各人所带的随从都被隔在院外，屋内负责护卫的是齐王从事中郎祖逖和齐王抚军卫毅。卫毅和祖逖都对坐在门口，将大刀放在右侧的席子上，没有司马冏的允许，谁也不准进出屋内。
　　
　　司马冏亲自主持会议。
　　
　　由于天气闷热，众人落座后，司马冏给众人安排了一些蜜水以及甜瓜作为饮食，虽没有从人伺候，但会议上的气氛还算比较轻松，看得出来，司马冏还是希望这次会议有一次较好的结果。
　　
　　司马冏先让董艾起来，简单介绍了一下河南义军讨贼的情形，重点是有多少部卒，分别来自哪里。过了一会儿，他便直接说道：“今天请大家聚集，我想大家都能猜到我的意思，大乱以后，朝廷现在是一团乱麻。战事虽然结束了，但想要天下重新安定，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这句话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早在刘邦平定天下后，陆贾常常和刘邦说《诗》、《书》，刘邦不耐烦，便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天下，何时用过《诗》、《书》！”陆贾便反问道：“居马上得天下，可以马上治天下乎？”刘邦当即变色，向陆贾道歉认错，请他论述古今列国之兴亡，以此来研究治国之道。
　　
　　而治国之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其实便是赏罚分明。如何赏，如何罚，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群情激忿，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年的三杨、后党如何倒台，不就是因为赏罚不公吗？
　　
　　司马乂与司马颖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只惩处了一些最紧要的，也最无可争议的元凶巨恶，将大部分的处置留待至今，只等司马冏来主持会议。
　　
　　只是他会如何主持呢？在场所有的人心思都盘算开来，想看看司马冏会如何表态。
　　
　　司马冏当然不会这么轻易地表态，他先说：“我觉得，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先改个年号。今年年初的时候，赵逆昭告天下，说要改元建始，以表明万象更新。现在我们既然除去了赵逆一党，也该昭告天下，用这个新的年号，来表明国家大祸已去。”
　　
　　“我觉得，今年先改元永宁，旨在昭告天下四民，过去的一切动乱就已经结束了。明年我们再改元太安，旨在告诫九州百姓，我们将效仿太康之治，让天下恢复当年的盛世，如何？”
　　
　　两个年号，一个象征旧的结束，一个象征新的开始，众人都觉得是不错的想法，自然是颔首同意。
　　
　　而后司马冏又道：“既然是改元，按例，我们大赦天下，孤寡赐谷五斛，大酺五日，对于这件事，诸位有没有什么异议？”
　　
　　这是自两汉以来就有的政治传统，众人自然也不会反对。
　　
　　说到这里，司马冏见铺垫了片刻气氛，终于开始进入正题，他说道：“既然贼子都要大赦，我们不能寒了勤王功臣的心，数十万大军停留在这里，每日的粮秣消耗，都耸人听闻，难以为继，还是早些安排为好。将士们早些荣归故里，也能赶上今年的秋收。”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